李商隐是晚唐时期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与杜牧二人是继李白、杜甫之后的唐朝诗坛双雄，后世的人称之为“小李杜”。李商隐的一生都郁郁不得志，他的诗歌中因此也到处充斥着难以名状的悲哀与痛苦。但是李商隐表达痛苦的方式相当含蓄，这一点与杜甫有着相当大的不同。除却李商隐与杜甫的性格差距之外，他二人所处的时代也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别，杜甫经历过唐朝最为富庶的开元时代，也经历过极为动荡的安史之乱，这种由盛转衰的落差感使得杜甫的诗歌充满了对现实的不满以及感慨，这也是杜甫诗歌沉郁风格的重要来源。
从《望岳》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到《江南逢李龟年》的“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在此间的遭遇实在是过于悲惨，目睹这一切的他由此也写出了“三吏”、“三别”等一系列的现实主义伟大作品。但是李商隐并未经历过“家国巨变”如此重大的打击，虽然他的一生都挣扎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但这也仅仅是他个人的身世遭遇，他所处的现实环境虽然比不上盛唐时期，但较之杜甫来说还是相对安稳的。
李商隐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虽然没有进入到晚唐政治权力的中心，但他还是以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对晚唐的政治现状以及国运作出了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的最终结果就是李商隐留下的数以百计的咏史诗和讽喻诗。在短暂的四十几年的生命旅途中，李商隐对晚唐的政局以及命运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这种担忧不仅体现在他的咏史诗中，还散见于他的边塞诗以及他诸多诗歌中的“黄昏意象”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李商隐发出的最惊心动魄的呼声，只是如同他的诸多无题诗一样，世人大都很难明了他的悲伤与无奈。
“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的边塞危机
李商隐历经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和唐宣宗六朝，其中他活跃的时期大致是35年，也就是从唐敬宗时期具有独立思考和创作能力到唐宣宗大中十二年病逝。这三十五年的时间是唐朝逐步走向没落的时期，尤其是在边疆事务上，唐朝虽然出现了唐文宗和唐武宗两朝的振兴以及唐宣宗时期的短暂和平，但是唐朝始终没有能够完美解决边塞的危机。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李商隐与他同时代的杜牧一样，在感叹自身命运的同时也将诸多的笔墨留给了晚唐的边塞，从李商隐的边塞诗中我们能够窥探出晚唐初期的边塞危机。
《富平少侯》可以看作李商隐的一首讽喻诗或者说是政治诗，但是其中的一句是李商隐现存的最早反映边塞的诗句：“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这短短的十四个字事实上已经反映出了晚唐时期的边塞现状：第一个就是唐朝自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失控的局面并未挽回，吐蕃、回鹘以及党项诸多部落趁机攻陷边塞；第二个则是唐敬宗时期对于边塞事务的放任，使得边塞问题迟迟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这是李商隐第一次将边塞问题写在自己的诗歌中，在这首诗中他明显地表现出了对于唐朝边塞局势的担忧。
与初唐乃至中唐时期的边塞诗歌不同，李商隐和杜牧等人的边塞诗不再是高适、岑参的那种寄托自身建功立业渴望的宏伟格调，也不是王维、白居易那种仍然保有一定壮志的积极格调。李商隐在他的边塞诗中有很强的现实主义风格，他一方面陈述了自己所处时期的边塞的现实问题，一方面又通过自问自答或者是直接给出答案的方式去总结出现这种问题的根源。最直接的就是李商隐在大中年间所作的《骄儿诗》：“况今西与北，羌戎正狂悖”直接反应了边塞的严峻现实，而其后的“诛赦两未成，将养如痼疾。”又给出了答案。
李商隐描写边塞的诗歌并不多，但是从他存世的反映边塞的诗歌中我们还是能够感知到晚唐初年边塞的严峻情形以及李商隐内心深处的隐忧。“赤岭久无耗，鸿门犹合围”是李商隐的《即日》，这首诗歌描写的是大中年间唐朝边塞依然存在的警情，《思贤顿》《咏史》《汉南书事》等等诗歌都或直白或隐喻地描写了边塞的现实。而在他的政治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更是表明了主旨：“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并且尖锐地指出了“南资竭吴越，西费失河源”这一历史现实。
李商隐的边塞是虽然没有杜牧的深度与广度，但在他为数不多的边塞诗以及散见于政治诗歌中的边塞叙述中，我们还是能够知道他对于边塞的重视。而事实上边塞问题一直是唐朝无法避免的难题，即便是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和唐玄宗李隆基时期，边塞问题都或多或少地阻碍了唐朝的成长。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使得周边虎视眈眈的吐蕃、回鹘以及党项部落接连来犯，唐朝的六大都护府在晚唐初期早已土崩瓦解。“但闻虏骑入，不见汉兵屯”的诗句是唐朝边塞的真实写照，也是李商隐等人内心深处最为担忧的现实之一。
“牛李之争”背后是政治基石的崩塌
李商隐的一生都生活在“牛李之争”的阴影下，并且他本人就是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以李商隐对边塞动乱局面的反思以及他本人的政治抱负，他很显然是会投靠到主张用兵制裁不听号令的藩镇的革新一派，也就是以李德裕为首的士族官僚势力一方。但是相当可惜的是，李商隐本人又是令狐楚的门生，同时他也受恩于令狐绹，而令狐家族恰恰是牛僧孺一派的重要人物，李商隐因此成为了牛李两党都不重视的人物。
在党争夹缝中生存的李商隐一生的仕途都相当不顺，他的内心深处充满着对李德裕等人的敬重与爱慕，并且他的政治见解与李德裕等人出奇的一致。但是他的进士出身很大程度上是拜令狐家族所赐，而以牛僧孺为首的“牛党”恰恰是庶族出身的官僚势力的代表。李商隐在李德裕以及郑亚等人被贬之后毅然追随，并且作《海客》一诗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坚守，但这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牛党的不满，尤其是令狐家族的令狐绹。
在此之前，李商隐还迎娶了李德裕一派的王茂元之女为妻，这也引起时人的强烈攻讦。爱情与事业都相当不顺利的李商隐因此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爱情诗歌，这些诗歌往往以《无题》为名，其中的情绪相当复杂而又隐晦，这也是他当时处境的一种映射吧。李商隐绝对不是攀附权贵之人，他本身无意于依靠接近哪一方去谋求自身的政治利益，但可惜的是唐朝此时的政治基石已经接近崩塌，党争、藩镇割据以及宦官专政完全将唐朝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无论是李商隐个人的身世遭遇还是元和三年的科场案件，都是晚唐初期政治基石面临崩塌的表现，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牛李党争”不过是显露在冰山之上的一角。牛李党争所映射出的而是一系列的矛盾，这些矛盾包括宦官、文官、武官与皇权四者之间的互相争斗，更为重要的它还是山东士族与山东寒族以及江左士大夫三者之间的争斗。除此之外，牛李党争背后的冰山还有魏晋遗留的世家豪族和科举制度带来的崛起的以士大夫为首的中小地主之间的争斗，这一场争斗引发了围绕各自利益而产生的朋党勾结乃至争斗。
武则天在位期间虽然有意打压关陇集团，并且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豪族的势力并未完全消亡。凭借这科举而兴起的中小层地主和仍然残余的旧的大地主阶级之间在李商隐所处的时代进行了一次大对决，这次对决对整个李唐王朝的基石都产生了剧烈的震动，强盛的大唐在长达几十年的内耗之后失去了崛起的最佳时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落日。而牛党的最终胜利也使得困扰唐朝的藩镇割据局面得不到解决，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多重感叹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李商隐在会昌四、五年之间写的《登乐游原》中的句子，这里的“黄昏”意象显然是有着多重意义的。李商隐一生的不幸都写在他的诗歌当中，无论是诸多的“无题诗”中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还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亦或是“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等等诸如此类的诗句，都有着相当复杂的意思。无论是读者从爱情抑或是友情抑或是政治诗的角度去解读，都能够说得通。
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句子同样有着多重含义，读者也尽可以从多重角度去解读其中的三昧。“乐游原”这个地方是中唐之后的游览胜地，无数的诗人在这个地方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诗歌，而李商隐的这首无疑是最出名的。李商隐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处于人生的隐退阶段，他当时正在为自己的母亲守孝，而唐武宗以及他的岳父王茂元的去世无疑是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而彼时的李商隐也已经进入了中年。
“黄昏”这一意象并非单单出现在《登乐游原》这一篇诗歌中，《无题》“白道萦回入暮霞，斑骓嘶断七香车。”同样描写了黄昏时刻，而《隋宫》中也有“于今腐草无莹火，终古垂杨有暮鸦。”这样代表黄昏的“暮鸦”意象出现。《离席》中的“依依向余照，远远隔芳尘”和《临发崇让宅紫薇》中的“一树浓姿独看来，秋庭暮雨类轻埃”同样是将时间背景建立在“黄昏时刻”的，可以说，李商隐对于黄昏这一时刻是情有独钟的。
李商隐诗歌中的“黄昏”意向显然是有着多重含义的，它不仅代表了李商隐本人凄惨的身世，更代表了大唐岌岌可危的现状以及不可挽回的日薄西山的局面。“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李商隐发出的最后的感叹，他内心深处深知唐朝已经到了即将落幕的重点，但他本人又无力去挽回这衰颓的场面，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轻声地感慨这个伟大的王朝曾经的荣耀，即便是这荣耀仅剩下最后的余晖，他还是在内心深处为之感到骄傲与自豪，即便这种自豪与骄傲蒙上了一层悲戚与怅然。
深处在政治漩涡中的李商隐何尝不为自己的身世而感叹？少年时期的他也曾和杜甫一样发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誓言，但现实的际遇给他的一生都带来了无尽的遗憾。而他所处的晚唐又何尝不是这种际遇？藩镇割据、朋党之争以及宦官势力的膨胀使得唐朝已无力回天，即便是唐文宗和唐武宗时期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那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或者说是大唐最后的回光返照。“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苦苦挣扎的李商隐发出了最后的感叹，这声感叹中没有悲戚与报怨，只有坦然与清醒。
结语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是李商隐的真实写照，他一生的年华也充满这莫名其妙的色彩。莫名其妙地卷入了政治纷争，莫名其妙地被贬又被升。正如他的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即便怀疑人生是一场梦，李商隐也在梦中保持了他独有的清醒与自省。无论是他为数不多的边塞是还是占据他诗歌大部分的咏史诗以及讽喻诗，都表明了他的清醒，在无数次的争斗与彷徨之后，他认清了现实也接受了现实。
李商隐，沐浴着大唐荣耀的最后余晖，在人生的最后时期选择了接受现实。在他诸多黄昏的意象中，有过对于现实的不满与讽刺，也有过对于自身遭遇的情感宣泄，但是在人生的转折点上，他还是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的感叹，对缓缓落幕的大唐作了最后的告别。大唐的落幕是历史的必然，而李商隐的边塞与黄昏，则是中国人精神的高峰：即便是深处泥潭依旧心忧天下，即便是处在末日也不怨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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