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青，讲知青，纪念知青。让我们一起倾听知青的故事，感悟历史中的人、人的历史…...
林场的歌最多，林场的歌最美，林场的歌朴实无华而极富韵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的耳边、我的心中响起那些熟悉的曲调，我都会激动不已，那些难忘的岁月也就随之在脑海中联翩掠过……汽车从中渡口驰过河，大家腮边还挂着泪花，歌声就从车篷里飞出，飘落鸳鸯、茨竹，飘在邻水、大竹，飘向达县、大巴山。
大家唱《我们年轻人》，唱《戴花要戴大红花》，唱《咱们新疆好地方》、《人人都说江南好》，唱得车上同学心花怒放，唱得路边农人注目含笑。但这些歌都不是林场的歌，最多只算得上林场的歌的前奏曲。它们比林场的歌差远了。林场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难忘的故事。
我们献给他们和他们献给我们的歌
我们在路途上走了九天，才到达通江。吃过晚饭，在县城里转了一下。城不大，人比重庆的“土”得多。一些人头上缠着白布，像顶着一个硕大的白盘，陈慧远说他们像少数民族。街上的人向我们投来友好、善良的目光，看来很欢迎我们。我们也向他们笑笑，表示友好。
晚上县领导来招待所看我们，说了许多夸奖的话。我们觉得很自豪。他们说，明晚县里召开大型文艺晚会欢迎我们，要我们也出节目。朱小莼多才多艺，原来就是三中学生会的文艺部长。她找女同学商量，说把原来在学校演过的《沔江河》改成《通江河》拿出去，反正都是唱红军的。大家都同意了，还决定第二天下午练节目，杨倩口琴伴奏。那天晚上，在县委礼堂演出，我们向晚会、向通江献上我们的歌，歌中唱道：通江河，通江河，月光下的通江河，你的颜色蓝深深，一道一道蓝水波，蓝水波。看见你呀亲爱的通江河，老红军的影子眼前过，他们那蓝色的军装，映蓝了你的水波。……曲调舒缓，感情深挚，九位姑娘的演唱大受欢迎，令在场的领导和群众激动不已，掌声经久不息……
时隔三十年，一九九四年林场朋友再次相聚，大家又深情地唱起这支歌。在场的几位通江人诧异地问：“你们也会唱这歌呀？通江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差不多都会。”我们笑着把这歌的来龙去脉讲了出来，令他们睁大了双眼。应该说，这是我们在通江献上的第一首歌，而三天以后的黄昏时分，在远离县城九十公里的高山僻岭，在最疲乏无力的时候，我们听见了他们送给我们的第一支歌。
我们要去的公社不通公路，车从县城出发，经过药铺、药洪之后，在一个叫“七里碥”的地方把我们放了下来。专程来接知青的场长陈必湖指着远处的山峦说：“我们的林场就在那里。”我朝他指的方向望去，除了莽莽群山，什么也没看见，心里不禁生出几分惆怅。一些不知名的社员帮着我们背运行李，箱子、被盖卷等大件都捆在了他们的背夹上，我们只挎着随身携带的小包。队伍从七里碥往下行，一直“梭”到沟底。
在杂草丛生、乱树封路、怪石嶙峋、荒无人烟的沟里头不知穿行了多久，我们又开始爬山了。“爬上去就是四大队，我们在那里吃晌午。”场长对我们说。他说得何等的轻松，待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到四大队，才知道这匹坡对我们来说真是前所未见的啊!气还没歇匀，我们又被告知：今天的山最多才爬了一半，四大队到五大队、五大队到公社……后面的路全是爬山!有些女同学已经开始在掉眼泪。
午饭后，我们又开始了艰难的跋涉。双腿已不大听使唤，根本没有心思说话、唱歌。快到公社的时候天已擦黑，黑压压的一大群人站在路口夹道欢迎我们。看着我们这些“散兵游勇”陆续走拢，公社小学的孩子们手摇小旗，非常卖力地唱起了一首歌：鱼爱大海，鸟爱林，有志青年爱农村，安家落户当社员，农业劳动最光荣呀最光荣。嘿……他们把“海”唱成“嘿”，地道的通江话让我们忍俊不禁，周身的疲劳顿时消减了一半。
背篓、背夹上飞出《巴山背二哥》大田里传出了姑娘的《薅秧歌》“一方山水养一方人”。
到林场以后，我们慢慢熟悉了大巴山的语言、大巴山的习俗、大巴山的性格。最先开始的是劳动，当然最先认识和熟悉的就是那些独特的生产工具，其中令人颇感新奇的是背篓和背夹。通南巴（通江、南江、巴中）绵延大巴山南麓，山峦重叠，峰高、坡陡、弯急、路窄，有些坡路呈四十五度甚至七十度，上坡时，人仿佛是贴着山壁在行走。农民出门运东西都用背篓、背夹而不用挑子，挑挑子只在院坝附近。那背篓下小上大，像个喇叭，背起来，重心靠前落在肩上，比那种齐刷刷的背篼重心靠后落在尾椎骨上要省力得多。那背夹更是少见，是用几根木条子做成的，其中两根平行的木条各自被另两根条子支起来，位置刚好横在头上，一二百斤重物压上去，背夹稳稳当当。
多少年来，大巴山区的粮食、油盐、香菇、银耳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就全靠这背篓、背夹一肩一肩、一步一步地运进运出。在茂林荒滩、深沟巨壑、山间小道上行走，背篓、背夹是没法从肩上卸下来的，绵延崎岖的山路很难找到一个依托歇稍之处，力夫们多是双手握抱一副打杵子。那拐杖模样的杵子既可拄行、打狗，也可拨草、探路，更是休息时的支撑物。一俟力乏腿软，哪怕正行走在悬崖绝壁、激流险滩，都可以凭着打杵子停脚歇稍。力夫从胸前腰间只将刀口家什往身后一甩，便轻挪篓夹之下，百十斤重物立时压了上去。肩背一释重负，身心顿觉轻灵，一腔浊气冲口而出——“嗨哟喂”几声长啸，天空地朗，疲累全消，神仙似我，我似神仙，那一刻的感觉真是“无人会，登临意”。这终年驮粮背盐行走在山间小径上的力夫，人们谑称“背二哥”，巴山有这背二哥，也就有了背二哥吼出的歌和咏唱背二哥的歌。这歌应该是一首巴山民歌，作于何时，作者是谁，都不得而知。
我们到林场不久，背坛子，运苕藤，上至诚，下麻石，很快就唱会了这首《巴山背二哥》：走上那坡来哟，唱一声歌来呀哦，声声要唱背二那哥。千山万水它们来帮腔哟，歌声飞过万重坡。我唱了半辈子的苦和难，今天我要唱好生活。当年呀红军巴山过哟喂，我背粮送给红军哥。红军送我一句话：枪杆子才能换来好生活。踏着红军的脚印走，革命永远不歇脚。这首歌音域宽广，声调高亢，韵味绵长。我唱歌原本不行，但这首歌衬字多，容许我兴之所至，尽情挥洒，反倒有了一些抒情的东西。我从通江唱到大竹，从大竹唱回重庆，竟然成了我这五音不全人的保留节目。
山里没有电影看，没有收音机听，唯一能自娱自乐的就是唱歌。田间地头、寝室里、大石板上……大家一有空就唱。张人民、朱小莼她们女生喜欢在田中唱《薅秧歌》：大田哟薅秧水又深，脱下鞋子么挽裤脚，丰收年头哟好快活。大田薅秧哟头一回(四季花儿开)，我们一定催严哟，好好地干嘛同学呀。贫下中农哟儿，当老师嘛(四季花儿开)，我们一定催严哟，好好地学嘛老乡呀。齐非同的女高音、陈慧远的女中音是公认的高水平；方安乐最喜欢唱“阳雀哟，叫唤哟，米贵阳哟……”经常闭上眼睛，扯长脖子自我陶醉，远比干活投入；王立恒喜欢唱，嗓子又好，郭锡煌给他取号“王抖抖”，他一亮歌喉大家都觉得浑身轻松。他和齐非同二人常常联袂重唱，保留节目是《毛主席派人来》，那时与公社搞活动、聚会必邀唱，有唱必此歌。山歌结良缘，二人后来成了夫唱妇随的一对儿。
令人尴尬的歌、唱着长胖的歌和《王跛跛挑水》
林场有台留声机，它的来历颇有些神秘，是来通江途中，在达县歇宿那晚，不知谁悄悄放在我们卡车上的。还放了一摞唱片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送给上山下乡的孩子们。”没留名。唱片上的歌很好听，尤其是那支外国民歌《深深的海洋》。歌词是这样的：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荡的心。女同学们都很喜欢，但又不敢放声唱，就因为有那两个字。张人民说，我们把那两字改成“同志”就可以唱了，大家说“要得”，于是唱了一遍：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同志那一颗动荡的心。
歌唱完，大家开心地笑了。那两个字完全是一个美丽的词语，可在当年的少男少女心目中竟成了不干净的字眼儿，让大家着实尴尬了一下，真是有意思极了。唱着唱着人就长壮了的歌也确有其事。公社各大队的社员，无论男女老少，最爱我们林场知青，也最爱看我们跳舞，听我们唱歌。于是林场成立了宣传队，各生产队搭起台子轮流接我们去演出。宣传队每天照常出工，下午稍稍早点收工，走十几二十里路去演出，演完才吃饭，再甩着柏树皮扎的火把走回林场。这样“乐呵”了一两个月。宣传队由朱小莼组织，排练了许多精彩的节目。廖重力饰演形象高大的焦裕禄，我只客串了一位县委副书记，更多的时候是替他们打杂、拉幕布。陈鸣鹤、陈慧远、齐非同、张人民、朱小莼的女声表演唱《咱林场的姑娘腰杆壮》每次都唱得社员哈哈大笑：咱林场的姑娘就是好，勤劳勇敢腰杆壮，拿起锄头种好地，提起笔来写文章，主席著作学得好，立场坚定有方向，人人都把五好场员当。“腰杆壮”这个节目有唱、有做、有白，抬头挺胸叉腰，动作十分诙谐。大家劳累了，又吃得、又睡得，一两个月过去，唱着唱着姑娘们的腰杆果然都粗壮了起来。
至今林场女生聚会，讲起仍是一阵哈哈。还有一个是周权的四川方言独唱《王跛跛挑水》。周权的姐姐是四川音乐学院毕业的琵琶高手，他去学院玩耍听熟了，回林场就时不时哼几句出来：王跛跛挑水跛呀跛地走，为了喝一口稀饭……周权朴实敦厚，极为腼腆，唱的时候手足无措，背也驼着，引来大家一阵哄笑，掌声反而比谁都多。之后大家喝彩要他“再来一个”，他又红着脸上台唱一遍。我们的《场歌》和优美的《林场的山啊林场的水》从重庆来通江的路上，大家的热情很高，憧憬着林场美丽的山光水色、动人的劳动场面，商量着给我们林场取一个响亮的名字。想来想去，大家选中了“革命林场”，一到通江，就向县上表达了这份心愿。通江安置办公室很重视，不久专门通知，别的区已有一个“革命林场”，建议我们重新考虑。
大家很失望，又不愿意公社、林场同名，商量了几天，决定取名：“通江县至诚区唱歌公社星星林场”，县上很快批准了，大家好高兴。“星星”的寓意，可想而知。场长是达县军分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他和几个同学商量着写了《星星林场场歌》，王立恒谱了曲，歌词是：高高的大巴山，革命歌声传四方。这是我们的星星林场，曾是红军战斗过的地方，它为革命洒过热血，如今是我的家乡。接过先辈的长缨大刀，奔向险峻的山岗，迎着困难，战斗战斗，你追我赶，奋勇向前，把红军大旗高高举起，让革命红花开满山，开满山!歌是我们自己的，每次唱，大家都很兴奋。林场是我们的家，我们大家都把自己的情、自己的爱献给了她。一首《林场的山啊林场的水》是我们心中的歌：天下的风光哪儿最美，林场的山啊林场的水，座座山峰松柏翠，青青茶苗齐崭崭。不怕烈日晒，不怕狂风吹，烈日晒，狂风吹，红色青年色不褪。林场是熔炉我是铁，劳动锻炼接班人，劳动炼红了我的心。
《红军的老家》也是大家爱唱的：红军的老家是通南巴。到处都开满了杜鹃花，花开千里香千里，千里巴山起云霞。千里巴山起云霞，知识青年把红旗插，知识青年上巴山，巴山种出了好庄稼。林场的情歌和林场之歌情结林场没有谁写过情歌，但我们唱过情歌。我们是一九六五年到大巴山去的，还有人比我们更早。
一九六九年开始，更是年年都有大批的知青下乡。我不知道当初让知青们下去，有没有人考虑过他们的婚娶丧老一类事情。这一大批男男女女除了劳动、除了吃饭，还有娱乐之事、情爱之事、婚嫁之事。他们什么时候能够考虑自己的事，该怎样考虑自己的事才不至于犯规？也许政策是宏观的、国家的，这类事儿是微观的、个人的，两者扯不到一块儿。但事实上，这却是让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父母操碎了心的大事，是让千百万知青的情感迷茫其中，而难寻所归的一座盘陀山峰。
在我们林场，最先发现知青情感秘密的不是人，是歌，是那一首首流行的“革命歌曲”。周权到万源草坝学习种茶去了。他的出行大有“壮士一去，慷慨悲歌”的味道。他是接到通知便和夏洪彬背着行李、双脚一甩就出了门的。将近两百里山路，荒无人迹、野兽出没、乱石险滩、崇山密林，渴饮溪水，饥嚼干粮，好不容易才到了草坝那陌生而又熟悉的茶场。几个月后，他唱回了饱染万源风沙、草坝土气和茶林清香的《航标兵之歌》。这首歌不是为茶场工人写的，也不是为知青生活所作，但我们都喜欢上了歌曲的旋律和词语：歌声迎来了金色的太阳，双桨划破了千重海浪，我们在海上架桥铺路，让航行的朋友们一路顺畅。年轻的航标兵用生命的火花，点燃了永不熄灭的灯光。
《八角楼的灯光》是“文革”期间宣传队编演舞蹈中的插曲，写红军战士思念毛委员的心情，旋律抒发出亲切缠绵而不无哀婉的情调，很容易与知青的心境合拍：八角楼的灯光最明亮，茅坪河的水呀闪金光。井岗山的人抬头望哟，八角楼的灯光照四方，我们的毛委员，在灯下写文章。……这些歌都不是爱情歌曲，但在那个时代，优美的爱情歌曲是不能露面的，“文革”前的一些中外情歌是不敢唱的。知青们一天天大了，有了爱情的萌芽，有了思念的情人，他们需要抒吐情怀，于是就在众多的歌曲中寻觅那最能寄托感情、最能表达思念的歌儿来唱了。
在那些数不清的黄昏和清晨，在那不知走过多少遍的山路上、茶林里、水井旁，这些歌儿从我们的口中，带着我们的深情，飘逸而出，穿过暗夜，刺透霞光，飞向天外……在所有的“姊妹”艺术品类中，音乐是最抽象、对人最少约束限制的。歌曲是由词、曲组成。现在来看林场的歌，不少作品语言单调，形象苍白，是政治口号的堆砌。
三十年过去了，好些歌词我们已经模糊无记，但歌曲的节奏、旋律却一直在我们耳畔、心际回旋，一直在感染着我们的情绪，抚摸着我们的心灵，激励着我们去生活，去前行。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们一行二十几人带着孩子，又回到了阔别近三十年、令人魂牵梦绕的林场。踏上林场的土地，出现在眼前的只是一大片红苕和苞谷，当年的会议室、寝室、食堂……据说早被拆去建了新的乡政府，我们亲手垒的篮球场也不复存在。山风习习，苕叶婆娑，是在帮我们回忆昔日的喧嚣辉煌，还是在向我们诉说别后的寂寞凄凉?林场已无迹凭吊，唯有那大石板还忠实地“守候”在那里，仿佛在“等待”我们回来的这一天。
我们三十多人一齐爬上大石板，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当年的歌：“高高的大巴山，革命的歌声传四方……”；“天下的风光哪儿最美?林场的山啊林场的水……”；“红军的老家是通南巴，到处都开满了杜鹃花……”；“人人哪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我们一首接一首地唱，唱得随行的“知青后代”们哈哈大笑；唱得陪同我们的当地领导激动万分；唱得我们自己两泪潸潸……
林场歌声的回忆就是岁月的回忆、生命的回忆，是历史的回忆、理性的回忆。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我们把自己生命的一段光阴留在了林场大石板，献给了通江唱歌乡，只带走了优美的歌声、动人的旋律和难忘的记忆，而这一切将陪伴着我们，直到永远!
韩子渝，男，当代作家，重庆长寿人，生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后在四川省达县地区通江县、大竹县务农八年。曾在重庆第二师范学校、重庆师范大学学习。本科毕业，高级讲师。先后从事教育、教研、新闻、督学工作。有《图绘史记》、《近代爱国诗人诗作赏析》、《读古指南》、《童心看世界》等专著出版。另有《谈“转注”》等三十余篇文史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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