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长江下游、太湖以东直至东海海岸地区的低洼地带，受到地质时期海平面上升、海侵、陆地沉降与河流冲积等自然营造力的影响，形成了一片沼泽、湖荡密布，河流纵横交错的水网密集区域。由于气候潮湿、土地稀少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这片区域曾经人烟稀少，被视作蛮荒之地。随着中国古代几次人口南迁的浪潮，自魏晋时期起，一系列对该地区水网和土壤环境的改造工程逐渐开展并延续数个时代，最终在明清之际，这一区域成为了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也得到了“江南水乡”的美称。
明清时期的江南水乡不仅以粮食与物资丰富、商业与经济繁荣而闻名，同时也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素雅的景色和闲适的意境得到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文人墨客的青睐与向往。除了苏州、杭州等核心城市，为江南水乡经济、社会、文化的全方位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还有一系列自明代以来如雨后春笋般形成的市镇聚落，它们如今被统称为“江南水乡古镇”。
江南水乡的众多古镇具有共同的文化风俗、社会结构、生产生活特征和市镇形态格局，并共同构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市镇网络体系。各市镇在商品流通和集散上互补，紧密地沟通了人流与物流，显示出乡村、城市或单个市镇不能体现的经济功能。其中，苏州的同里、甪直、锦溪、周庄、黎里、震泽、沙溪，嘉兴的西塘、乌镇，无锡的惠山和上海的新场因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能够全面展现江南水乡古镇的多方位价值，成为了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十一座古镇。
▲江南水乡古镇分布图
水网环境改造而形成的市镇网络
江南水乡古镇所具备的价值一方面来源于它们形成过程中所经历的对水网环境的持续改造，这一改造过程充分地反映了人类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智慧。
与世界遗产名录中多数水网地区的城镇相比，江南水乡最初并不具有发展出城镇聚落的条件。在很长的时间内，江南水乡都属于河湖遍布的湿地环境，可供耕作的土地极少，人类活动也相对稀少，这一局面随着晋代以来几次北方人口向江南地区迁移的浪潮才得以改变。为了解决日益增长的人口与稀缺的土地之间的矛盾，江南地区开展了一系列对水网环境进行改造的工程以扩大耕地面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塘浦圩田”。塘浦圩田系统的核心理念在于通过纵横交错的人工水网，即“塘浦”，来排干湿地内的水分，再在河道两侧筑防洪堤，将陆地划分为一个个可供耕作的圩田单元，分隔开各个单元的塘浦在系统中起到排水、泄洪、灌溉等多重功能。圩田系统具有便利的灌溉条件和肥沃的土壤，它的出现为江南地区的农业发展提供了极佳的环境，不仅使当地粮食作物产量高居全国领先地位，也为棉花、蚕丝等经济作物的大量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到了明代早期，为治理淤塞的吴淞江水系，江南地区更多的人工河道被挖掘出来，进一步提高了江南水乡地区的塘浦密度，将原本的圩块分割得更加零散。在新的“小圩”格局之下，河道不仅四通八达、连接起几乎所有的村庄聚落，河道内的水也变得更浅、流速更缓，这些变化都为水运交通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这一基础上，各村庄聚落之间产生了频繁的以粮食、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主的贸易活动，而位于河道交叉口等优势区位的村庄则成为了商品交易的主要场所，规模逐渐扩大，形成了较小的“市”或者较大的“镇”。
▲《东南水利七府总图》中体现的明清江南水乡塘浦格局
▲《周庄镇志》中体现周庄塘浦圩田格局的舆图
市镇汇聚了周边乡村地带生产的商品，并将它们运至苏州、杭州等城市，通过城市转而与国内其他地区甚至国外开展贸易。这样一来，内部联系极为紧密的江南地区商贸聚落网络体系就此形成：乡村作为原料的生产地，市镇作为商品的中转与集散地，城市作为对外贸易的出口，各层级的聚落在这一体系中分工明确、紧密合作。与世界范围内其他采用类似湿地水网环境改造而形成的城镇聚落相比，江南水乡由于改造面积极为广大、水系四通八达，最终形成了并非单一的城镇，而是由无数市镇共同构成的聚落网络体系，这一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独特性。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十一座古镇专业化分工明确，不但具有江南地区最主要的丝绸业、棉布业和粮食业专业化市镇，同时也具有特色产业的专业市镇。
江南水乡古镇的形成和整个区域商贸经济的繁荣与自古以来当地居民对自然环境的持续改造密切相关，体现了人地互动之中人类克服困难、因地制宜改造环境的智慧。同时，自然环境也对当地的人类活动起到了重要的塑造作用：为适应当地用地紧张的环境，河道取代了陆地的部分功能，水路运输、水上集市、水上节庆等活动都是江南水乡古镇居民的特有生活方式。人与自然之间双向的影响使得江南水乡古镇成为了湖泊湿地地带人地互动的杰出典范。
商贸传统与社会文化发展
水网环境的改造为江南水乡古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在古镇的社会文化发展过程中起到最重要影响的因素则是江南地区的商贸传统。可以说，江南水乡古镇所见证的独特文化传统正是由于商贸活动的发展而产生的。
江南地区商贸传统的形成也与塘浦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塘浦圩田使得江南地区的粮食生产力高度发达，甚至出现产粮过剩的情况，因此部分农民开始转而从事经济作物的生产，如棉花、蚕丝等，通过发达的水运系统将其销售至市镇和城市，再用获取的高额利润来收购粮食用于自留和缴税。在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乡村居民前往市镇定居、经商，城镇人口比例急剧增长，反映了江南水乡的城镇化进程；同时，一些对经济作物进行加工的手工业（主要为棉布、丝绸）也开始在江南水乡市镇中集聚，使得手工业在江南经济体系中占据的地位甚至超过农业，见证了江南水乡地区领先全国的早期工业化发展。这个时期的江南地区，在丝织业、棉织业领域所达到的生产水平，遥遥领先于工业革命前的欧洲，创造了全球经济史的“东亚的奇迹”。
生产关系的变革使得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中国古代传统的乡镇聚落中，管理权往往掌握在镇中考取了功名的知识分子，即“士绅阶层”的手中。而随着江南水乡古镇中商品经济的发展，一部分无官可做的士绅阶层成员转而经商，一部分富商又通过“捐纳”制度得以买得官位、跻身上流社会，这就使得原本在社会地位上具有天壤之别的两个群体开始发生了互流与融合，形成了新的以“儒商”为代表的精英群体，成为了江南水乡古镇社会与文化的主导阶层。在他们的主导之下，江南水乡古镇产生了市镇社会组织自治的管理模式和传统思想与商业思维并存的多元文化，这些社会文化特征共同构成了独特的江南市镇文化传统。
市镇社会组织自治是指由士绅和富商组成同乡会、同业会等组织，以公所、会馆为据点，对市镇的治安、基础设施建设、工商业等方面进行监管，同时负责组织赈灾济贫等活动的管理模式，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江南水乡古镇的独特文化则来源于精英阶层的引领之下，传统儒家思想与新兴商业思维的碰撞。古镇中传统的科考教育与为商业活动服务的大众教育并行，传统的儒家祭祖活动与祭祀民间神祇的狂欢节庆同样共存，这些文化现象都充分体现了这种碰撞。商业思维的兴起打破了传统思想中“重农抑商”的局面，同时也为市镇带来了文化上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这使得底层市民的市井文化被精英阶层所发掘、提炼和推广，随对外贸易而来的西方文化也在市镇之中找到了一席之地，造就了江南水乡古镇极富多元化的文化特征。市镇中广泛存在的茶馆、戏院、印社等市民文化活动场所，以及逐渐兴起的公学、教堂等都成为了这种多元文化特征的见证。
▲江南水乡古镇专业市镇分工示意图
独特的主导群体、管理制度和多元文化共同构成了江南水乡古镇存在于明清时期的市镇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独特的地位，而江南水乡古镇是这种传统现存的唯一见证。
杰出的水网地区城镇景观
受到独特自然环境的影响，江南水乡各古镇都呈现出相似的独特格局。建筑不规则的排布、建筑与河道的紧邻、狭窄的街巷以及极为少见的开敞空间等典型的江南水乡古镇形态特征都是在水网密布、用地紧缺的条件下形成的。自然环境同样对江南水乡古镇的建筑和结构产生了影响，常见于镇内的石制驳岸、桥梁，木构建筑及大多数建筑“粉墙黛瓦”的色彩风格均是适应当地环境与资源条件的结果。
古镇格局与建筑风貌共同组成了江南水乡古镇特有的城镇景观，包括了建筑、河道、街巷、植被、构筑物乃至人与城镇环境的精神联系等多种要素的组合。江南水乡古镇内使人感到亲近的小尺度空间，建筑与河道以廊棚、水阁等亲水结构为形式的紧密联系，典型的水乡建筑色彩风格，居民与水系的和谐共处等特征都极具辨识度，这种景观风貌自形成以来历经数个时代，时至今日仍然保存于每一座古镇之中，具有极高的审美艺术价值，被视为水网地区聚落景观的典范。
江南水乡古镇呈现出的景观同时还暗含着中国传统价值观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即人类应当采用顺应自然的生活态度与方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古镇中雅致闲适的风景、以水为邻的生活方式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这种与传统价值观的契合也引起了全国各地文人士大夫的共鸣，使他们纷纷迁居至此，让江南水乡古镇成为了知识与文化集聚之地；文化的繁荣又激发了一系列歌颂江南水乡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使这一地区更加为人们所向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向往并不再仅限于士大夫阶层，而是扩散到了全国各地、各个群体之中。这使得江南水乡古镇甚至上升到了一种审美意象的地位，对后世每一位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产生着深远的塑造作用。
总而言之，江南水乡古镇以其独特的城镇格局与风貌、建筑与水的全方位互动以及镇内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思想成为了自明代起保存至今的水网地区城镇聚落景观的杰出范例，对长江下游乃至更广泛的地区内水网环境下的聚落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周庄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西南隅，地处淀山湖、澄湖、白蚬湖、南湖之间，急水江绕镇而过。古镇区二纵二横的主干河道，构成“井”字型水网格局，由此也形成了8条主要街巷。建筑多依河而筑，形式各异的石拱桥、深宅大院、过街骑楼、河埠廊坊、临河水阁、驳岸踏渡，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水镇街景，为江南水乡所罕见。
同里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东北部，旧称“富土”。镇外四面环水，古镇镶嵌于同里、九里、叶泽、南星、庞山五湖之中。镇区被川字形的15条小河分隔成七个小岛，而49座古桥又将小岛串连为一个整体。古镇内因水成路，临水成街，依水筑屋，水、路、桥融为一体，素以“小桥流水人家”著称。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之一的退思园就隐落在古镇东部。
甪直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城东南，古名甫里，因唐代诗人陆龟蒙（号甫里先生）隐居于此故名。后因镇东有直港，通向六处，水流形有如“甪”字，改名为“甪直”。镇内由东市河、西市河、中市河、南市河与西汇河形成“上”字型水网体系，河道两侧集市成街，形成一河两街、桥梁纵横的独特格局，故有“水乡桥都”之美誉。
沙溪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太仓东北部。七浦河自西向东贯穿全镇，两岸民居枕河而建，层次高低，错落有致。“户户有雕花，家家有长窗，桥在前门进，船在门前荡”是古镇沙溪的真实写照。古时因水运业发展和南北客商的迁居，融合形成了沙溪集浙江宁绍文化和徽州文化于一体的特有临水建筑，成为七浦河畔的一道独特风景。
锦溪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西南部，旧名陈墓，因宋皇室南迁途中孝宗宠妃陈氏病殁水葬于此而得名。境内湖荡密布，河流众多，古镇区六条蜿蜒交叉的水道，构成了“丰”字型的水网体系。街道因水而成，街下设巷、里、弄。河道两侧分布着各式河埠、水墙门、过街廊棚，散落其间的16座宋、元、明、清古桥梁，巧妙地将河、街、房、巷连接一起，形成别具风情的水乡特色景观。
黎里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南部。境内河港纵横交错，湖荡星罗棋布。古镇内一条东西向的市河横贯全镇，依托河道线形展开的传统民居、商铺鳞次栉比，形成“房—路—河—路—房”或“房—路—河—棚—房”的独特景观。形式多样的水墙门、水桥头、水廊棚、水阁、水榭楼台，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居住环境。
震泽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西南部。京杭大运河支流頔塘河与长湖申线、西塘港环镇而过，南宋时期震泽已成为江浙一带重要的丝绸和大米交易中心。古镇区沿頔塘河而建，主街宝塔街、砥定街与頔塘河并行，传统建筑众多，且大多临河，其中慈云塔为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师俭堂则集河埠、行栈、商铺、街道、第宅园林于一体，堪称水乡第一大宅门。
西塘
位于浙江省嘉兴市东北部，江浙沪三省市交界处。从宋元时期开始依河布镇，发展到明清时期，已是一个商业重镇。古镇核心保护区内有25万平方米的明清古建筑群，最大的建筑特色是“三多”：桥多、弄多、廊多。在3.03平方公里古镇保护控制区内，至今仍居住着余户原住民家庭，保持着日出而作，日落而休的习惯，因此称为“生活着的千年古镇”。
乌镇
位于浙江省嘉兴市西南部，有“姑苏留都之前户，嘉湖浙甸之后屏”之称。京杭大运河依镇而过，漕运业兴旺发达，唐宋时期就是江南财赋转运的重要地区。古运河上的皂林驿唐代设寨，居民夹运河为市，户口繁庶，商贾云集，成为雄镇，被誉为“吴越名津”。隋唐以降，市镇建设得到很大发展，商品经济日趋活跃，四栅八隅，广袤十八里，有郡邑城郭之势。民物蕃阜，第宅园池甲于他镇；井邑之盛，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
惠山
位于江苏省无锡市西部，锡山与惠山的东北坡麓，被评为江苏“最美运河地标”。园林文化、名人文化、泉茶文化、民俗文化、祠庙文化、美食文化等在这里交融共生，是无锡的露天历史博物馆。文物古迹众多、山水林泉俱佳，时跨数千年历史。苏轼“独携天上小团月，来试人间第二泉”，乾隆“惟惠山幽雅闲静”是古镇最精彩的推介词和文化名片。
新场
地处上海市浦东新区中南部。成陆于唐代中期，因下沙盐场南迁建新的盐场而得名。元代盐业鼎盛时期，两浙盐运司署设在新场，中国第一部海盐生产专著《熬波图咏》诞生于此，后被收入《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现有15万平方米成片古建筑，“十字街、井字河”的江南水乡城镇风貌，“前店中宅、跨河为园”的宅院布局，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以及式样各异的马鞍水桥、石驳岸等，极具历史价值和艺术特色。
（图、文/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办公室提供）
编辑：蔡苧审核：王龙霄
本文刊登于年6月28日
《中国文物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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