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桥流水人家，杏花春雨是江南。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也是江南。
一万个读者有一万个哈姆雷特，一万个中国人也会有一万个江南。
江南，到底是什么？
我的江南，首先是一个地域的概念，然后才是一个文化概念。但，决定文化的是经济。从本质上讲，江南是一个地域经济的概念。
江南的经济，江南的文化，追根溯源，其实是一株树上长出来的，一个虫子吐出来的。
这株树，叫桑树。这个虫，叫蚕宝宝。
女执懿筐，爰求柔桑。一个蚕，吐出了一个江南。
蚕桑，一个富庶的代名词，集于江南。所以清代大兴蚕桑，派遣浙江蚕民，去各省指导种桑养蚕，蚕桑业逐步进入地方官的政绩考核内容。
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四年，福建开始种桑养蚕；乾隆十一年，陕西开始“广植桑株，雇人养蚕”；道光二十年，贵州“试种桑秧、木棉，教民纺织”……光绪七年诏书：农桑为天下大利，而桑之利尤倍于农，现陕西、甘肃、贵州等省均经办有成效。
这是“江南”的“中国化”过程，其核心内容，就是蚕桑业。
中国蚕桑集于江南，江南蚕桑集于嘉兴、湖州两府。至少从唐朝开始，蚕丝一直是嘉兴、湖州的贡品。
江南经济因丝绸而兴，一个一个的古镇都在蚕桑丝绸业中孕育起来。嘉兴如濮院镇，元代时有八大牙行，主营蚕丝。湖州如南浔镇，所谓“四象八牛”，都因丝业起家。
曾经的江南，每一个古镇，都会有一个丝行，一个叶行。
蚕桑、丝业集于嘉湖两地，嘉湖交界的桐乡，地位尤为重要。
明末清初农学家张履祥的《补农书》说：桐乡田地相匹，蚕桑利博。意思是说，桐乡田地的比例适中，蚕桑业特别发达。张履祥接着又说：东而嘉善、平湖、海盐，西而归安、乌程（此两县，属湖州），俱田多地少。说明在嘉兴、湖州两府，若论桑树的种植面积，桐乡是老大。
中国蚕桑看江南，江南蚕桑看嘉湖，嘉湖蚕桑看桐乡。
张履祥是农学家，他的话说得客观、专业。反映在文学上，那就是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里的：
五月新丝满市廛，缫车响彻斗门边。
沿流直下羔羊堰，双橹迎来贩客船。
这就是风风火火的江南，五月的宏大叙事，都源于一个蚕！
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桐乡，好一派烟火江南，但只有两个场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寸土桑麻地，万家弦诵声。前者是经济的，后者是文化的。
乾隆后脚刚走，年8月15日，清代大臣翁心存，也就是翁同龢的父亲，路过桐乡，他在日记中写道：过万年高桥，竟日行语溪（桐乡雅称）中，夹路桑荫甚浓。他对桐乡的印象，跟乾隆皇帝一样，这不是拍皇帝马屁，实话实话而已。
明朝末年，嘉兴文化圈开展了一场“写嘉兴的古诗，那两句最好”的文化大讨论。最终结果，俞右吉胜出，他的答案是：元朝人方回的“出门即乘船”，明朝人徐祯卿的“看桑过石门”，最能代表嘉兴。
这后一句，写的就是桐乡景物。由此可见，早在明朝，人们眼中的桐乡，最大的特色不是美女，也不是乌镇，更不是范厂长，而是遍地的桑树。
从这个意义上说，桐乡县，应该叫“桑乡县”。
蚕桑是丝绸业的物质基础。桐乡的丝绸业，唐朝时已产生了全国驰名商标——语儿巾。唐朝的第一渣男才子元稹的诗里就写到了。到了宋元时期，桐乡丝绸产业更是如日中天。据《嘉禾志》记载，嘉兴特产十三种丝绸产品，就有十一种出自桐乡。
无论丝绸产品如何变化，九九归一，蚕丝被，无疑是最集中的体现，曾经的江南人，谁离得开它呢？
蚕丝被是江南人结婚的必备之物，一对对相爱的人，都在这床被子下天地氤氲，包括范厂长；一个个小生命，都在这床被子下孕育，也包括范厂长。
蚕丝被，是江南人的生命之源，贯穿了江南人的一生，自始至终。
曾经有一个北方女子，临终遗愿，想盖一床江南的蚕丝被，她的丈夫是我的好朋友，问我，我也不知道哪里卖的好？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每一想起，五味杂陈。
本文来源：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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