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江南”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与历代形成的“江南意象”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回事，我们将二者理解为一个整体和若干阶段的关系。所谓“江南意象”，主要指在历史进程中，江南文人累积的灿烂文化并以诗的形式进行印象式描绘，或者说，是对江南一带一度繁华的山水地貌、文采风流予以阶段性的诗学重构。“江南意象”作为充满诗意的“水乡意象”，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地理与政区空间。梅新林和陈玉兰认为，“江南空间意象之与地理、政区空间所不同者，似乎在于更具感性化、个性化、诗意化色彩，因而令人时有随心所欲、变动不居之感。”但是，梅、陈二人同时也认为，历代集中题咏“江南”，似乎都有一个或几个城市中心，比如从南齐谢跳至清代严绳孙，笔下的“江南”集中于金陵。而白居易《忆江南》诸词，因其先后任杭州与苏州刺史，“显然以苏杭为江南之代表”。扬州等也曾作为“江南”的城市代表，但因为战争等原因曾一度沉寂。
所谓“江南意象”的阶段性，是指以时段划分，“江南意象”可以分为“六朝意象”、“唐代江南意象”、“宋代江南意象”、“明清江南意象”四部分。
1、六朝意象
东晋六朝是“江南意象”形成的关键时期。东晋帝业由“五马渡江”（即司马氏五皇子迁徙江南）而幵创，南渡氏族对于“水乡”充满新奇感，因此在他们的笔下，江南总是那么水气淋滴、娇研明媚、春意盘然。比如南朝乐府民歌《江南》描绘的旖旎水乡，充满“江南”的闲适柔情，或经过氏族文人加工。诗云：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直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直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南朝人骈偭的文风，以及文士以奢靡相矜赏的习气，赋予“江南”以媚艳的一面。如无名氏《西洲曲》：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
梁武帝《采莲曲》：
游戏五湖采莲归。发花田叶芳袭衣。为君艳歌世所希。世所希，有如玉。江南弄，采莲曲。
由于六朝文人的“江南”想象一幵始就充满了海旎的水乡风情，而六朝氏族文人主要生活在“环水而居”的江南城市，因而最后集中到对繁华的都城“金陵”的题咏。金陵有“六朝金粉地、千古帝王都”之美誉，谢跳有不少名句即环绕金陵这座“京邑”而作。除了直接吟咏南京城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外，一些脍灸人口的诗句，大多是其往返于南京的江中所作，如“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等。沈约、何逊、阴徑等文人，也皆有诗赞美这座新兴的“京邑”人烟之阜盛、风景之肤丽。“金陵”成为第一个被普遍题咏的城市中心，成为“江南意象”的“地标”之一。
2、唐代江南意象
初唐诗人的“江南”意象，呈现出出水芙蓉般的清丽气质。尤其是张若虚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清朗明丽，被闻一多称为“宫体诗的自赎”，由此奠定了唐代“江南水乡”的基调。唐代诗人笔下的江南，大多充盈着一种感伤或者温聲的回忆，由旅居者或天涯游子在江畔舟中所生发列举。以下诗作证明之：
王湾《江南意》（一题《次北固山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白居易《忆江南》选二：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再重游？
唐代文人的江南想象，还集中体现在中晚唐文人对六朝风流的追悼以及兴亡感慨方面；比如杜牧《江南春》绝句之一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些“江南”的题咏活动，主要围绕六朝的繁华与沉沦展开；因此也就出现了以“金陵怀古”为题材的幵拓。这一题材，较早由李白发扬光大，除了众所周知的名作《登金陵凤凰台》外，尚有《金陵》三首等作，其二云：
地拥金暖势，城迥江水流。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空馀后湖月，波上对江州。
这种以金陵为中心的江南想象，至中唐达到顶点。司空曙、韦应物、刘禹锡等皆有金陵怀古之作，如韦应物名作《金陵怀古》：
谁谓伤心画不成，画人心逐世人情。君看六幅南朝画，老木寒云满故城。
而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刘禹锡《金陵五题》。其序云：“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秣陵。尝有遗恨，后为历阳守。践而望之，适有客以金陵五题相示，俶尔生思，欽然有得，他日友人白乐天掉头苦吟，叹赏良久。且曰：石头诗云，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后之诗人，不复措辞矣。”这首千古名作《石头城》全诗如下：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唐诗在六朝民歌基础上，深化了金陵题咏”的历史文化内涵。唐人除了以“金陵”为江南想象的中心以外，随着扬州、杭州等城市的起，又添加了新的城市中心，金陵、扬州、杭州，成为唐诗“江南意象”最为集中的江南城市。唐人笔下的江南，是一场“烟花三月下扬州”之类的美丽邂逅，是一番杭州城外“乱花渐欲迷人眼”之类的花团锦族，是一种金陵城郊“风吹柳花满店香”之类的缠绵与迷恋。大唐江南的繁华，造就了诗人温柔缠绵的江南水乡意象；而诗人集中于金陵、扬州、杭州等城市题咏游宴，又形成了一道绚丽的人文风景。
3、宋代江南意象
宋诗在唐诗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其诗歌艺术所拓展的畛域，乃是由一种“外放”的世界向“内敛”的世界转变。其“江南”意象亦如此，在宋人笔下，“江南”不仅仅是一派生机盘然的山水自然景观，而且是一种文人想象中的“家园”归属之地，类同于西方人所说的“诗意的栖居”。此类诗句的大量涌现，表明“江南”水乡意象经唐入宋之后已然定型为“家园”意象，趋于成熟。兹举三首典型宋诗说明如下：
王安石《泊船瓜洲》诗云：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苏轼《书李世南所画秋景》诗云：
野水参差落涨痕，疏林歌倒出霜根。為舟一棹归何处，家在江南黄叶村。
在宋词的艺术世界里，文人的“江南意象”也似乎朝同样的“家园”意象发展。与宋诗一样，词人在作品中增加了文人的“家园”认同感。如以下二首词：
柳永《望海潮》词云：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培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提沙，怒涛卷霜雪，天壁无涯。市列珠巩，户盈罗綺，竞豪奢。重湖叠巇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晃管弃晴，菱歌泛夜’娘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沉醉听箫鼓，吟赏烟霞。他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词云：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援。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產。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碧。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即便不是江南人，江南意象所带来的“家园”母题也会引发作者的矛盾心态与焦虑情绪。如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一词：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冬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曰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构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紀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从想象空间来看，北宋文人仕途”奔波之中或许并未亲身经历“江南”，而是借想象中的“家园”自我安慰。比如王安石止步于瓜州，而苏拭、柳永等身在河南幵封。而南宋文人则是从外地迁徙至“江南”，却不甘心原在北方的“家园”沧落，借“江南意象”行写愁怨，如辛弃疾在南京、李清照在杭州所写的“江南词”即是如此。因此，“江南意象”大大超越了实际的地理区域。
但是，从城市中心来看，两宋诗词仍然主要围绕金陵、杭州两大中心展开。“金陵”尽管仍然是宋人笔下的“江南”城市中心之一，只是其地位略有下降。宋代诸多诗词作品皆类似于“征帆去棹残阳里”的失意与眷念，或者是“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之类的惆怅与清醒。诗人在仕宦途之中、宴席之上，与山光水色同頃沉，与歌儿舞女共狎昵，同时又保持着官员的清醒与矜持，其“江南”想象一如笔底的水墨画，画中总有自己身处于山水空阔的凉亭之内、芳诸之上或茅舍别墅之中，举杯谈笑，指点河山。
4、明清江南意象
明清文人笔下的江南意象，反映了他们迥异于唐宋的文人心态。他们似乎承继了元代文人“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哀思，或者“为报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的迷思，似乎是对于一种“家园文明”失落的追悼。大概是因为明清江南文人屡屡在北方强权政治的压迫之下，不得伸展的缘故，题材以咏秋为主，风格清雅萧瑟，一如一幅幅清淡的秋景工笔画。兹举名作数首如下。
高启《秋望》：
霜后芙蓉落远洲，雁行初过客登楼。荒烟平楚苍茫处，极目江南总是秋。
祝允明《秋晚由震泽松陵入嘉禾道中作》：
晚发西南郭，秋深雨气偏。人家低似岸，湖水大于天。日岭长如阁，风樯不用牵。辞燕还入越，才费半流年。
王世贞《忆江南》：
歌起处，斜日半江红。柔绿蒿添梅子雨，淡黄衫耐藕丝风。家在五湖东。
屠隆《江南谣》：
曰落晚天碧，潮来江水浑。渔灯楓叶下，不觉到柴门。
钱谦益《辛卯春尽，歌者王郎北游告别，戏题十四绝句，以当折柳。赠别之外，杂有寄托，谐谈无端，腿键间出，览者可以一笑也。》（选一：
江南才子杜秋诗，垂老心情故国思。金缕歌残休怅恨，铜人泪下已多时。
明清文人笔下的“江南”城市中心除了金陵、杭州等之外，最为显著的变化是“苏州”的崛起。以上诗作，大多数是以苏州为城市中心想象而成的。这说明“吴中”文士随着政治地位的下降、经济文化地位的上升，借“江南”想象行发群体失落心态的情形相当普遍。他们的诗作，写春的较少，写秋的居多，点染了一抹金色的秋景。这可能与“吴中”文士在明清的历史际遇相关。‘‘吴中”不仅是财赋重地，也是思想文化最活跃的地区，同时也是中央集权钳制最严的区域。从明初“吴中四子”、“北郭十子”的罹难，到明中叶“江南四才子”的點落、明末江南士子的党争之祸……‘‘吴中”文人一直受到中央政权的压制。因此文人将“江南”作为一种与集权抗争的文化符号，其作品充满了对史上繁华的追忆以及对残酷现实的感嗜。
“文学江南”是个开放式话题，限于学术体例的严谨性，我们只能走马观花，点到为止。由上述可见，所谓“文学江南”的历史，也就是“江南意象”在文学史上的生成发展史。在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尽管“江南意象”所涉及的地理区域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但并非毫无规律可循。总结此节，可大致归纳为三点：
首先、江南意象具有“水乡”情致，形成了“优美”的诗学总特征。
江南人环水而居，正如晚唐杜荀鹤以诗赠人云：“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送人游吴》）除了上文列举的三十余首诗词之外，类似描写江南水乡风情的历代名句不胜枚举。至今文章题咏江南名胜，亦多以“小桥流水人家”相称许。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江南文人亦有广博的胸襟，他们与世无争，一方面以惊世的才情创造出灿烂的文艺作品，一方面又惯常于官隐相宜的
因此，晚明江南诗学总体上属于“优美”中的“清丽博雅”之美，与北方前后七子提倡的“雄浑壮阔”之美学特征迥然有别。
其次、从江南意象的发展变迁过程中，反映出各“中心城市”地位的升降。查清华指出：“江南地区的城市结构，唐代以扬州为中心，宋代以杭州为中心，中晚明则以苏州为核心、杭州和南京为辅翼、周边各中小城市为圈属。”这个论断与笔者围绕“江南意象”所展开的城市中心之考察结论完全相符合。“金陵”在魏晋六朝以及唐代均为此“江南意象”的中心城市；唐代及北宋扬州、杭州等地的兴起，与“金陵”一样成为“江南意象”的中心城市。到了南宋，“扬州战役”几乎使这座城市成为废墟，到了明代亦不复往日辉煌，直到清代中后期才因盐运等行业繁兴，有所谓“扬州派”兴起。明清之际，“苏州”实际上取代了“扬州”的文化中心城市地位。所以，梅新林、陈玉兰也总结说：“江南的意象空间）但就总体趋势观之，多聚焦于长江三角洲地带，尤其以环太湖流域的金陵苏杭为核心区域。”
其三、历代“江南意象”的内涵皆稍有不同，与其政治、社会风气、文人心态等密切相关。
历代江南意象，是在“六朝意象”基础上发展的。郭外军等人发现，“六朝意象”侧重营造一种含蓄的、深沉的、修饰的、绮艳的情景，这与六朝政权更迭频繁、文人为全身避害而迎合君王喜好、形成所谓“宫体”等有关。我们认为，唐代诗人为“江南意象”铺垫了明艳、婉丽的水乡色彩，两宋文人为“江南意象”增添了“家园”想象，明清作者似乎更侧重于抒发一种对“家园文明”失落的哀悼，皆与其时代的政治背景、文化氛围、文人心态密切相关。与“江南意象”相似，晚明江南诗学的兴起，显然综合了政治黑暗、经济发达、文化昌盛、世家崛起等各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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