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魂兮归来哀江南！
——《招魂》
从屈原的《招魂》开始，江南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到了两汉，就有了我们熟知的诗句：“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自魏晋开始，随着江南的进一步开发，在文学作品中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江南”的意象。如《赠范晔诗》中的“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和《咏美人游春诗》中的“江南二月春，东风转绿蘋”等，而且后世的作品中，“江南”的意象更加丰富多样，有了更多的文化符号。
然而江南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我们要探讨“江南”的发展历程，就要先了解清楚它的位置。
一般来说，“江”在先秦时代专指长江，但据典籍记载及相关研究，古沂水、淮水、汉水都曾被称为“江”，如此则“江南”的含义便有不同。
“江南”始见于春秋时期，有学者提出“江南”是指楚国郢都(今江陵)对岸的东南地段，范围极小。战国时期，楚在长江南岸拓地日广，江南的范围亦随之向东南扩展，延及今武昌以南及湘江流域。而在其他一些学者笔下，“江南”的范围大到岭南以北，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甚至包含了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地区。
事实上，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对江南范围进行准确的描述，官士刚的《秦汉六朝江南经济略论》认为自秦汉以来，“古代所谓的荆州、扬州的长江以南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和上海全省(市)和湖北、江苏、安徽三省南部的部分地区。”，或者如其他研究所言：江南位于中原与岭南之间，包括荆州、扬州在内。总而言之，“江南”位于中原和百越（今福建与岭南地区）之间。
从先秦到汉朝，人们对“江南”的认识是变化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将“江南”与其他地区如西蜀、南岭、山东、山西并列，这表明在他的认识中，“江南”是一个有别于其他区域的地理概念，基本上接近于如今我们使用的“南方”一词的含义。如今的太湖流域，当时则被称为“江东”，即指吴地。
从汉代开始，“江南”开始从单纯的地理概念向经济区和文化区概念转化。东汉时期，中原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流增多。东汉初期士人去往江南避乱，东汉晚期两地学者互有交流，孙策，孙权在江东建立政权，长江下游地区在历史上凸显出了重要性。
东汉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开始发展农业，庐江太守王景教人民牛耕之法，中原的水利灌溉事业也推广到江南，王景在庐江整治芍陂，溉田万顷；会稽太守马臻经营镜湖，周围里，“溉田九千余顷”。此时江南人口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东吴建立后对江南进一步开发，汉化了当地的百越民族，推行屯田制，兴修水利，发展工商业与海上交通，奠定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同时，江南世家豪族迅速发展起来，形成吴姓门阀，是东晋南朝立国的政治支柱之一。
西晋短暂统一之后不久，就发生了八王之乱，中原及北方战乱不断，大批移民来到南方。公元年，西晋灭亡。琅邪王司马睿移镇建邺，在江左发展，奠下了东晋的基础，在这之后，江南核心区域由湘鄂赣转移到长江下游地区，即鄱阳湖以下的长江流域，这个区域包括了安徽南部，江西北部，及苏南浙北区域。
自东晋开始，之后的两百多年间，中国南部基本是统一状态，而北方则不时分裂。北魏时期，中原及西域文化璀璨夺目，而最后走向了礼崩乐坏。东晋及之后的宋、齐、梁、陈偏安江南，反倒有了发展的空间。
南北朝时期对江南地区的开发从江左地区扩展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大量土地得到了开垦，耕作技术大为进步，水利工程也大力发展，洞庭湖、鄱阳湖、太湖流域、成都平原成为重要产粮区。手工业也有迅速发展，丝织、冶铁、制瓷、造纸等技术不断改进创新。南方的经济水平逐步赶超北方，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有南移的倾向。
现已知较为明确的“江南”概念是从唐代“江南道”开始。隋唐结束了南北分裂，实现了大一统，贞观元年(年),太宗分天下为10道：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和岭南道。江南道是唐代的地方监察区名称，道治越州（今绍兴），唐代前期下辖地区相当于今江苏南部、江西、浙江、湖南及安徽、湖北之大江以南、四川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之地，后江南道各分为东、西道。
唐朝不仅是“江南”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首次出现的时期，也是“江南”这个文化符号丰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候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非常强大。处在诗歌的国度，“江南”也在诗歌等文学作品中大放异彩，人们对“江南”有了新的印象——“文化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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