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上，自从唐王朝之后，长安城再也没有成为中国的首都。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研究，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从公元前年，秦始皇一统六国定都长安，一直到公元年唐王朝灭亡。整整年的时间里，长安城都是中国政治、经济的文化中心。而在这之后的多年里，长安城再也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王朝的首都，这意味着什么呢？历史的某些重要的要素，在这过程当中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这件事往简单了说，那可能五代十国的时候，大家打仗乱纷纷的，没有建都也可以理解。
对北宋来说，长安城的就是边境地区。到南宋之后，开封汴梁城都已经不在它的版图之内了，更别说长安城了。只能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了。南宋之后，又是一个元朝。元朝是蒙古族建立的这样一个朝代，它的都城当然要离它的老城相近一点，所以定都在北京。
等到明朝的时候，朱元璋在南京周围起家，这是他根据地，所以就把首都定到了南京。等到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待着总是不舒服，也要回到自己起兵的地方北京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等满清入关的时候，北京城战略要地非常重要，一边连中原一边连着他的老家，所以它继续以北京城作为都城，所以长安城可能就不受人家重视。
如果我们简单讲，这也算说的过去，但是这件事背后还真不是这么简单。我们如果细究的话，它至少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五个方面都有深刻的背景。我们要分析长安城为什么不是后来都城的重要首选？要先看看它当年为什么是首选？首先，长安这个地方地理非常好。为什么呢？你看它守着关中平原，那是沃野千里。而且当时八水绕长安，由渭河直接通到黄河当中，交通也算便利。更重要的是，它防御的方面非常突出。它周围有四个关口，秦国就是仗着这样的地理优势，别的国家打不进来。
这四个关非常重要，东边是潼关，西边是散关，就是“铁马秋风大散关”。北边是萧关，南边是武关，把这四个关一守住，那就是钢铸铁打的江山。但是俗话说，山不转水转，这地理形势险要的江山，它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就拿潼关来讲，当初是进出关中必经之地，后来随着河流的改变，又出现了一条新的道路。比如山西南端也就是运城这边，有一条道路就可以直插关中，不用再走潼关了。
当年李渊杀进关中，走的就是条道路。后来唐朝灭亡的时候，人家也走这条道路。这就成了唐王朝的一个噩梦，交通上受到重大的影响。而这个交通，恰恰跟经济又是紧密相连的。隋唐都在长安城定居，定居以后初期还好，人少一点嘛。后来人越来越多，长安城达到百万人口，而且周围有大量的人口都拥到关中平原。大家吃粮就是大问题了，怎么办呢？陆续就在中原地区和南方往这边调集粮食。要是调运物资这事，在历朝历代都是非常头疼的事。
隋炀帝为什么要开凿大运河？就是加强扬州和北方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算算，从南方地区也就是扬州作为中转站，把物质筹集上来了，沿着大云河送到洛阳。就这么一段，需要半年的时间。这半年的时间还好，毕竟你走的是水，相对容易一些。紧接着，你要从洛阳转运到长安，那就太难了。首先，你要经过黄河天堑三门峡转过来，然后进入渭水，从渭水送到长安城，这下半程路程也要走半年。这物资从扬州转到长安，那就得一年的时间。
我们刚才这么算，只算在时间上的账。还有经济账，比如这么长的时间，你用多少人力用多少物力，这些粮食物资你损耗还会有多少？就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在一个王朝特别强大特别兴盛的时候，你有钱家底厚我就豁出来了，做一些物资的运输，像北宋时期往汴梁城运粮食也很麻烦。但是北宋有钱，也是运得起。等到后来的时候，大清朝有漕运，虽然艰难点，但毕竟还能够走得起。但是李唐王朝就不行了，这么长的运输线路，随着国家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必然运转失灵。
特别是安禄山、史思明起兵造反的时候，上来就把这个粮道运输给卡住了，一下子观众地区就开始慌了就开始乱了，整个李唐王朝陷入了安史之乱的浩劫当中。在安史之乱之后，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大量的豪门望族大批的迁往江南地区，这是第二次迁往江南了。第一次是西晋时候是永嘉之乱，永嘉之乱很多北方的富豪，开始挪到江南地区来寻求新的发展机会。这两波中国世家大族的迁徙，大大的改变了南方的经济状况。
你看在三国的时候，无论江东地区也号称富庶。益州地区刘备占在那，也号称富庶的地区。但是它怎么比，都比不上曹操所在的北方。北方的经济，整体上还是强于南方的。这些大家族南下，带动大批人口南迁。以前中国在秦岭淮河以北，是人口的主要聚集地，江南地区没有这么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北方人来到南方，开始安营炸寨开始自己新的生活。因为中国是农业大国，所以农业方面北方就带来非常先进的技术。
原来江南地区采取的水稻种植方式，它不是那种插秧的方式。插秧的方式在北魏的时候，黄河流域就已经普遍采用了。而南方基本上就是放一把火，把这个草什么烧一烧，这个草木灰往田里一倒，基本上就算有点肥力了，然后我就随便种点水稻，那就长就完了。反正帝广人稀，地都是我的，大伙随便占。其实在北方的一部分地区，已经采取水稻一年两熟的技术了。但是在江南地区，普遍没有采用。为啥呢？没有那个必要，这个土地我今天种一茬，然后我就休息一年。过去讲这叫“西壤”，然后我再找一块新地，在这再种一年。等到这个土地肥力得到恢复了，我回来再中一年。但是人多了就不一样了，大量的人口来了之后，江南地区就开始一年两熟精耕细作，这些农业知识就在当地的迅速普及了。
有了这些粮食的产出，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养活更多的人就形成了良性循环，大家都在这安心的生活。安心的生活，各种经济方面的就得到了发展，江南地区的异军突起，大大改变了中国当时的经济结构，北强南弱的态势变成了南强北弱的这样一个趋势。有人就讲过，在唐朝的后期的时候，整个江南地区的赋税就已经占到了整个唐王朝的80%左右，这种经济上的变化，也大大的改变了国家的政治上的结构。
首先安史之乱之前，唐朝采取的收税方式叫租庸调制，相当于给官员发俸禄，还发点什么粮食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收税也收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安室之乱之后，宰相杨炎提出了“两税法”。“两税法”往简单了说其实并不复杂，就是把原来收那些布匹什么粮食各种东西杂七杂八的，我不要了，我统一换成钱。我一年收两次，夏天收一次，秋天收一次。我收上来的钱，用于国家整个的财政建设。
这样一来，让中国的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前我收这种税，需要靠大量的人员去收各种布匹投入很大，朝廷又没有这么多的人力去投入，只能靠这些世家大族。没有这些世家大族、豪门，国家就收不上来这么大的税收，所以王朝是不敢动这些人的。就像当时贞观年间，李世民就跟朝廷说了，我们看看天下世家大族，我们老李能排第几？他心目中肯定以为我们家就应该排第一，结果人家一排，人老催家排他前面。崔家已经是年的豪门大族了，你跟人家没法比。
中央财政有了钱，朝廷就敢对这些豪门大族开始开刀了。这些豪门大族，慢慢在社会地位当中就不断的降低，也让中国在两宋以后慢慢的形成了一个平民的社会，就有更多的士大夫，能够通过自己努力通过科举改变自己的身份，也大大改变了中国科技制选人的这样一个结构。因为哪怕在隋唐推选科举制的时候，大多数能够赢得科举的，也是那些富家豪门的字弟。因为他们有钱能够让孩子更好的读书，考试我们获得更得的优势。
但江南地区越来越富庶，平民的子弟能够不依赖于财富和权势，仅仅依靠自己的知识能力，就进入这国家的上层结构。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非常非常先进的制度，和美国的立国都借鉴了中国这样的一个官僚任用制度。这样一来，它也带着文化向南方走。为什么知识分子要跟着经济发展走呢？从宋朝开始，考中科举的人当中，江南地区为什么占了这么大的比例？就是因为过去读书非常耗费钱粮，你想想一个家里，男性肯定是壮劳力。你抽出一个壮劳力，还能让家里日子过得下去，那一定是比较富庶的地区才养得起。经济发展了，文化人来的越多，当地就更加繁荣。
其实从两晋永嘉之乱开始，就有一大批文化人来到江南继续生活，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就是王家谢家这些文化人，开始在这里定居了。安室之乱之后，杜甫他人家有首诗，往往被大家忽视了。那就是《江南逢李龟年》，他说“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这首诗大家都以为简单的是老友重逢。杜甫这边见到了宫廷乐师李龟年激动，我跟您见面挺好挺好。如果你这么理解，那就太不理解杜子美了。
李龟年是什么人？那是大唐王朝的鼎鼎大名的乐师。谁不想仰慕的见到一面呢？杜甫讲了，我在歧王宅里见过您，也在催九堂前听过您的演奏。但是经过了安史之乱山河破碎，没想到今天在这个寻常的地方，我又看到您了。您现在落魄到什么程度呢？我估计是以为他是在寻常人家，也给人做点演奏挣个小钱。当年那么辉煌的人物，跟这个王朝一样，遇到了这么大的波折，所以见面我能说什么呢？万千语言都放到这一句话当中。
这么多在北方鼎鼎大名的文化人都来到了江南，所以我们能感受到江南地区，文化上必然也产生了兴盛与发展，也超越了北方。等到北宋这时候，这个燕云十六州已经算在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当中，长安城的就是边境地区。像这么大一个中原王朝，你是不可能把首都放到一个边境地方，整个江南地区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北宋时期商业很发达，又出现了活字印刷术，这样大量的书籍被广泛的印刷，像《儒经》这些书籍开始被普通的老百姓也能阅读得到，也能大大降低了读书的成本。
当然从此以后，也再没有世家大族能够垄断人才。等到在南宋的时候，林升有首著名的诗《题临安邸》“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虽然他是讽刺的诗，说大家忘了北方吗？但是这个北方只想到东京汴梁城，距离长安还有好远。这个时候南宋都城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的繁华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的河南开封东京汴梁城。
当然这个富庶程度也远远超过了长安，就此之后，长安再也没有恢复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地位。长安不是都城的众多原因当中，我们说了政治说了经济说了文化说了交通，还有一样就是军事上的变化。中原王朝以前面临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和西北地区，比如回鹘、突厥，还有最重要的匈奴。而后来崛起这个民族，主要的威胁都来自北方和东北，比如大辽、蒙古族、包括金包括气满清，这些北方崛起的游牧民族跟最初唐朝以前面临的这样游牧民族，有一个重大的区别。
以前唐朝面临那些游牧民族，基本上有一句话是比较应验的，叫“胡虏无百年之运”。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游牧民族没有农耕基础，没有农耕基础就没有稳定的税收来源，也不能支撑中央财政，能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能持续的跟中央王朝对抗。到一定大的程度，慢慢就散了，也不到百年之运。而后来崛起这些王朝，基本上都超过了百年。为什么呢？因为在北方，他们占领了重要的幽云十六州，还有再往东北地区，有千里的沃土也被适度的开发。
这样一来，他们有了稳定的财政收入，也就有了跟南方相长期抗衡的资本和实力。这个国家的军事威胁转变了，那么这样对国家首都的思考，更倾向于能够属一个枢纽地位，南京肯定不合适了。过了黄河冲过来就是了，而北京城挟持了整个咽喉地区，所以后来大多数朝定都在北京。往事月千年换了人间，到了今天的时候，包括西安在内的广大西部地区，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西安这个地方有这么厚重的文化，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才，也有历史发展的大机遇，必然迎来一个全新的成长机会，再一次在世界的版图上绽放出璀璨的万丈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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