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汪佳佳
“《鹊桥仙》像一张绵密的情网，你得用些恋爱中的痴心和耐心，不跳页、不快进的定力，稳住心神，听她把这些冗长细碎的故事娓娓道来。心不静是读不下去的。”
读完《鹊桥仙》，有读者这样说。
三十年间，从呜呜汽船到静寂河床，几个人和一座城市的悲欢离合，在石桥边、在栖塘边徐徐上演。男孩和女孩的第一次约会，第一次拥抱，初恋的甜，未果的酸。年轻时的遐想，纷纷离开故地地远游，人到中年的回归，一场场婚礼和葬礼地参加，一次次中年的相聚又分离，栖镇见证了他们的纷纭往事，也见证了社会万象奔涌而来。
我的同事，钱江晚报全媒体文娱中心资深记者张瑾华（笔名萧耳），在7月推出了她的最新长篇小说《鹊桥仙》。这部前后花了她四五年时间的“自传式”小说，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春卷》。
7月30日，《鹊桥仙》的新书首发式于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大屋顶美术馆举行。
杭州市作协秘书长陈曼冬担任主持人，当代作家、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文学评论家翟业军，文化学者郁震宏和萧耳的同学、建筑师陈清驹，与萧耳一起，共话吴语里的江南。
1、
《鹊桥仙》是今年6月正式推出的。彼时距离萧耳最初动笔，已经过去了五六年。
说是花了五六年时间，但是其实这些年，萧耳一直在为这本书做准备。
“可能每个作家想写的第一本书都是和自己有关的，和家乡有关的，但是那时候他往往还没准备好。这是我的第十本小说了，我第一本小说就想写这个，但写了字就写不下去。后来停下来去写别的，就却觉得很顺畅。这个过程其实是在不知不觉的积累。直到20年后再动笔写故乡，才有了感觉。”萧耳说。
这些年来，萧耳没再碰过故乡题材，直到这几年，老一辈慢慢走了，萧耳自己这辈人的同学发小，有几个竟也走了。于是她便知道不能再等了。
“这本书写了我的故乡——余杭塘栖镇上的两代人的故事，塘栖现在属于临平了。最开始我以为我这本书是写给江南的读者的，后来发现很多北方的读者喜欢。我记得有一个读者说，这本书就是‘他想看到的江南’。”
“两代人的故事，一代人便是我的父母辈，他们经历了民国，再到战争时期，再到新中国。另外一代人是我的同龄人。这些人物里，有很多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的影子，所以这本书某种意义上是我的精神自传吧。故事是编的，但是那些生活体验，那些所历所感，那些衣食住行的细节和片段，都是真实的。”
萧耳年幼时，隔壁住着一位旧时的“姨太太”。“她非常讲究，四时穿的衣服，用的不同的料子，这个纱那个锻，名字我都叫不上来，不同节气要吃不同的东西。”
上一辈人和这一辈人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脾性讲究也都不同，萧耳笔下的描写便也具体到细节。
再比如说书里写的范家的故事，就是萧耳一个发小外婆家的故事。还有靳天，他的原型是萧耳的一个同学。“我那个同学就是非常帅非常玉树临风的一个人。”
上世纪90年代时，厂里的职工福利待遇很好。萧耳的父母都不在大厂工作，于是她便很羡慕那些父母在厂里工作的同学。
“他们经常发东西，夏天发冰棒，是带着保温桶去领的。那是工厂最后的辉煌时代。”
萧耳记得自己会抱着脸盆装着洗浴用品，跟同学去厂里的公共浴室蹭澡洗，会跟着她们厂里看露天电影。“也许现在大家会觉得很多人一起洗澡很奇怪，但是我们那时候真的是热闹。”
于是，那个年代的工厂以及厂里职工的故事，也被萧耳写在了《鹊桥仙》里。那是时代的记忆。
2、
有人说《鹊桥仙》的感觉是氤氲着江南水汽版的《繁花》。这与文中使用的吴语表达脱不开关系。“其实现在的杭州话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吴语，现在的杭州话是南宋时融了北方话的宋朝官话，真正的吴语其实跟上海话、苏州话、无锡话跟接近一些。”萧耳说。
从小生活在塘栖镇、家住在运河边的萧耳，打小便说着一口地道的吴语。这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不仅给她笔下的故事增添了许多江南水乡的气息，也为她自己的讲述打好了一层底色——用母语去说故事，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灵感与韵味。
写这本书的时候，萧耳不是独自作战，有一堆发小陪着她。有很多的细节和回忆，都是大家提供的。有时候觉得写不下去了，萧耳就去群里找大家聊天，大家就陪她一起回忆一起找感觉。“一个人的记忆有时不准确，所以很感谢我的朋友们，把他们的回忆，他们听到的故事，他们的家族史都贡献给了我。”
萧耳笔下的人物也大多有原型，有些人物是揉了几个人的特征和故事在身上。
《鹊桥仙》的女主人公之一，陈易知身上就有很多萧耳自己的影子。
萧耳是家中独女，用她的话说就是“从小就被父母宠得无法无天”。小说里，有很多画面都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比如，“夏天，陈易知住在楼上楼下的老房子，洗澡的时候，父亲把木盆从楼下搬到楼上，她一边洗一边在窗边吹风，跟瓦檐上的猫聊天，看河上风景。洗完了，父亲再把木盆抬下去，从不嫌辛苦。”这就是萧耳自己的幼时回忆。
又比如，陈易知“白日无事，就搬把小竹椅，闲坐在街边屋檐下看船。看多了船，她的心思也摇荡起来，跟着船走。”这也是萧耳童年时的日常。生动又有画面感，故事由此缓缓流出。
从小就坐在家门口看来来往往的船只客旅的萧耳，后来考上大学去杭州读书，也是坐船。她从家附近上船，中途经过武林头码头。“那是90年代，那时候还有很多很大的国营大厂，杭州比较多的是丝厂。我记得年少的我坐船经过武林头码头的时候，常常是在黄昏，丝厂里白炽灯耀眼的光投到河上，灯火通明看起来很辉煌，在小孩子心目中，就像个殿堂一样。”
这样的画面在萧耳心中，定格成一个灿烂夺目的瞬间。哪怕时日再远走，那份辉煌对她来说，也是历久弥新的。于是，她以武林头码头为一个据点，展开了一段爱情。那里面，也裹挟着萧耳少年时对风花雪月的浪漫幻想。
小说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词叫做“荡发荡发”，萧耳说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悠游”的意思，形容一种状态。
小说里，少年们年少时一起荡发荡发，去春游，去四处游走。后来，少年们荡发荡发，从小镇走出去，有的去了城市，有了走出国门。中年过后，大家又再荡发荡发，从四处回到小镇。
就像萧耳解释的“鹊桥仙”这一书名的含义——鹊是一种飞鸟，象征着从小镇飞出去的人们，桥是一种连结，象征着大家和故乡的连结。“故乡就是，你飞得再远还是要飞回来的地方。”
“仙”这个字也十分符合这本书的气质。仙气，也可以理解成江南的水汽，也可以理解成江南小镇的风花雪月的气质。
塘栖有一座桥，学名广济桥，镇里人都叫做长桥，是小镇的中心，许多事情都围绕在这里发生。
“小镇并不是落后呆板的所在，因为这里是江南，是大码头的所在地，来来往往的人非常多，戏班子也多，人的心思活络。
江南的人，大多不会生得难看，大家看着才子佳人的戏本子，看着新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长大，太多浪漫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了。”
继《鹊桥仙》之后，萧耳的下一部系列作品也已经在构思中了。“名字已经取了，叫《天仙配》，《鹊桥仙》是写小镇精英一代的，我的下一部小说是写小镇的底层一代的，那个故事更开阔，更江湖。你就想象同样70后这一代人中没有上大学的那些人，经历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他们的人生肯定更动荡。写那部的时候我会放得更开，我太爱我的发小们了。“萧耳说。
下附新书首发式上的对谈详录：
最后为什么定名为《鹊桥仙》？最早叫《河边书》，后来为什么叫《鹊桥仙》？
萧耳：这本书从我在脑子里面有这个想法要写这个书，它一直叫《河边书》，河就是运河，小时候流经家门口的那条河，京杭大运河，我家门口现在是叫临平区塘栖镇。我们当地叫长桥，其实它有一个学名叫广济桥，我家就在广济桥边上，大概就米内的距离，叫溪横头，所以一直叫《河边书》，后来到《收获》要出杂志版的时候，编辑跟我商量，《河边书》这个名字可能叫不响亮。
后来《收获》的编辑吴越看到里面有很多七夕的梗，而且过几天就是七夕了，然后说干脆叫《鹊桥仙》好了。后来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三个字有意思，就会单独的想，鹊是飞鸟，桥是这书里面的中心线场—长桥，所有人在这里来来往往。仙还是想强调一种江南小镇处事的那种哲学，又世俗又带点仙气，又有点超然的不那么功利的状态，有点微妙的东西。
主持人：艾伟主席，您是什么时候读到《鹊桥仙》的？
艾伟：其实萧耳很不靠谱，她没有第一时间寄给我。
我是分享会快要到了，这个书怎么还没有到，我就问了萧耳，萧耳说已经寄了，结果没有收到，又重新寄了，可能来不及，然后她把电子版发给我了，接着书也没几天就收到了。
首先要祝贺萧耳，因为我对萧耳的创作是非常了解的，从她的长篇《中产阶级看月亮》以及中篇《朵小姐》到《鹊桥仙》，有这么一个阅读的过程，当然她也写了很多的散文，随笔，那个今天就不谈了。
就我阅读的历程来说，我觉得读到《鹊桥仙》的时候，蛮吃惊的。萧耳几乎在这本书中，我也不知道萧耳具体的年龄，大概是中年回望她的少年时光，所有她所经历的所思所想所感或者是生命体验都融入其中，所以说这本书确确实实是关于萧耳个人生命经验的一本书，是以经验胜出的一本书，这本书因为有太多的个人经验或者是人生经验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到我们去阅读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作者的体验从而触发读者的人生体验。
我读的时候老是在想，这本书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萧耳自己的追忆似水流年，很绵密，质地非常的绵密，很多的生活流。你要说她有多少的戏剧性，我觉得它不是强调戏剧性的小说，而是一个缓慢的流动的小说，这里就要说到为什么萧耳会写如此散漫的一本关于个人经验的书？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特别的重要：方言。等一下各位嘉宾都会谈到方言的问题，方言不仅仅是一个叙事的方式，而是它的方法论。当然写方言的书也不是从萧耳开始的，很成功的书就是金宇澄的《繁花》，还有宁波一个作者张忌的《南货店》，某种程度上也是用了宁波的方言写作。因为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感受都是靠语言阐述的，方言在萧耳的身上打开了她的生命记忆。
当我们用标准的普通话叙述的时候，它可能会割舍掉那些毛茸茸的生活的质地，但是当萧耳决定用方言写的时候，我觉得她曾经经历过的少年生活的经历也好，父辈的记忆也好，以及她成长的青年时期，慢慢的进入到中年的人生感慨也好，那些都是通过方言向她扑面而来，这也是这本小说的丰富性所在，方言在这本小说中解救了萧耳在叙事中的体验，使她完全的向生命中所有的一切敞开。
因为方言是最基本的母语，当她说方言的时候和她说普通话说要表达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本小说通过方言我们触摸到生活的质感是方方面面的，老的建筑、运河、桥、美食、糕点，生活的经验。
这个生活的经验在这部小说中有两块，一块讲了父辈的生活经验，一块讲了自己和发小的生活经验，就是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生命体验。这个非常的有意思，我看到萧耳的小心思，等一会再讲。
我先要梳理一下这种小说的写法。这个题目非常的好，因为它确确实实是市井小说的题目。中国的市井小说源远流长，非常的发达。中国作家要写出人间烟火来，我至今以为是世界作家中写的最好的一类作家，所以中国作家确实擅于写人间烟火。为什么擅长呢？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市井小说，像《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红楼梦》也是市井小说的延续，但是《红楼梦》在市井小说中也不能完全把它归为市井小说，它有巨大的诗性成分在里面。
市井小说构成了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食和色这两部分，这两部分构成了生命中所有的意义。所以说市井小说中总是写吃，写穿，写男女关系，人间烟火，大家在这本书中读的话都可以感受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所思所想。《金瓶梅》也是一样的，在萧耳的小说也是一样的，一定可以看到很多的饭局、聚会、人际交往等等构成。总而言之，人间烟火由吃喝拉撒构成了市井小说基本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萧耳书写了中国人恒长不变的情感，那个情感的感慨，感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又要回过头来讲写父辈和写发小之间的分界。
我在看到写父辈的时候，我觉得萧耳还是很狠的，她完全尊重了中国市井小说的传统，相对来说戏剧性比较强，人物的个性也是让我感觉到如在眼前，包括易知的父亲，易从的父亲，汪厂长。
在萧耳写她父辈的时候，中国乡村生活或者说乡镇生活基本的观念，基本的人际交往及基本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的伦理及他对子女的期盼，所有这一切我们太熟悉了，和我们多少年来中国传统完完全全衔接在一起。在父辈身上，我们发现那个传统，那个最基本的伦理是没有断的。但是萧耳在写到了她的童年生活开始，特别是写到后期所谓的中产阶级形成以后，有一个前进化的景观，很多人都去国外了，有人嫁到了香港，有人到了美国，有人到了新西兰，萧耳在书写这一类的时候，我觉得她也不完全在市井小说的范畴中，她在价值观上有拓展。
但是我觉得萧耳书写她发小的时候，特别是那四个主角的时候，她太仁慈了，她手下留情。这个手下留情不是写父辈，写父辈是很勇敢的，几乎把父辈赤裸裸的欲望及世俗的欲望、理想，中国人仁之为忍的价值体系写的非常的透彻。当她写发小的时候，你会发现她爱他们。
写四个人之外的人的时候，萧耳反而放开了，把那种写父辈时的力量拿出来了。
我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她虽然写的是方言，但是她特别的有诗意，因为她后来写到易从在美国想念江南的时候，她写到很多关于江南的萧耳称之为“仙气”，其实是江南的烟雨。
她想到都是江南的雨、河、桥、老房子构成的江南视野。她不断地用古典的审美结合现代小说的审美，营造了一个真江南。这个江南是可感可触的。
总而言之，因为有了这部分，有了后面的中产阶级这一部分，并且在这个书写的过程中，她调用了古典小说的某些常见的场景，比如说美枝最后出家了，这帮人到尼姑庵去看然后又回来了，不忍惊到她，这是我们古典小说中常见的诗性的书写方式。写到中产阶级这一块的时候，她局部地超离了市井小说的传统，我觉得这在市井小说领域中有所突破的。
我大致先讲这些，总而言之我读了这本书很兴奋，我觉得比《中产阶级看月亮》要成熟太多了，这部小说你去细读的话真的很触动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感觉，这一点特别的难。祝贺萧耳写出这样一本好书！
主持人：艾伟老师讲的太动听了，萧耳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因为艾伟老师讲的时候，萧耳频频点头，而且艾伟老师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不太这么温柔的讲一本书，很动人又很细腻。艾伟老师温柔的调性和这本书的调性又很搭。有滋有味的在聊你这本书的感觉，让人蛮陶醉的，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萧耳：我觉得他看的太透了，真的看的非常的透。说到发小的这一块手下留情，我觉得我是认同的，写父辈更狠一些，写完之后给发小看，其中有一位发小提醒我，你都把老人写死了，不要到时候老人看了不高兴。我说这个是小说。
艾伟：老人这一块写的特别好，这几个老人虽然笔墨不多，但是他的来龙去脉及生命走向非常的清晰，逻辑非常的清晰。
主持人：翟业军老师，您看完萧耳老师的小说之后，有怎样的感受？
翟业军：这个小说很奇怪，这是写的栖镇。它大概是北宋以来就已经建立了，这么久以来，大家如果想象去写塘栖，首先你会穿越到它最繁盛的时代，因为现在的塘栖算是凋零太多了，大概会写一个古代的故事或者是像徐则臣一样从塘栖开始一路北上，然后收纳一路沿途的风云和秘密。萧耳就不是的，她就是写心连手、手连心的栖镇，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到现在这样一个那么熟悉的栖镇，拒绝穿越到从前。她也一定要写栖镇本身，刚才说徐则臣从这儿一直写到北京，她只会写栖镇，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着栖镇转的，易从你跑的再远，就像风筝一样，想收就收回来了，风筝的线是拽在栖镇的手上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写作方式，坚定的写这样一个栖镇。
因为这样的栖镇其实很少有太多的叙述故事，于是这个小说里面最基本的动力装置是什么？动力来自于什么地方？
这个小说很奇怪，它的动力来自于这帮发小反复的在这个小镇荡发荡发，一直荡发到现在。
易从他从美国回来经常和易知、靳天他们荡发，荡发就成了整个小说的动力源。于是他们在这个小镇的每一个点，这个点本身就会开口说话，说出一段他们可能已经忘掉，但是一定是潜藏在心头的旧事。画家在画的时候也画出了“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自己就会爬出来，自己就会来到我们面前。也就是说整个小说没有太多的戏剧性，但是里面有很多细小的故事。
主席说到市井小说，因为里面有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市井。但是我还是觉得它和市井小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区别在哪儿呢？
市井非常的复杂，比如说我要讲清楚和某一个人的渊源，我必须要回溯到另外一件事，而我要把那件事说清楚。于是会发现我要想说清楚一件事，就像从一团乱麻里面把一根绳给捋出来，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我觉得中国21世纪以来非常伟大的市井小说就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一上来他要说清楚这件事，你会发现当他把这件事说清楚的时候，他已经讲述了20多页下去了，他就是非常的复杂。或者说《一句顶一万句》最基本的语式是什么？呢？不是，也不是，还不是，而是。小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句式，一个事太复杂的，太弯弯绕了。于是这样一个太复杂，太弯弯绕的小说其实写的是我们生命的本身，比如说我妈小时候跟一个亲戚有意见，她要跟你把这个事说清楚，起码得给她两个小时，否则的话永远说不清楚。就这样的市井会导致两个后果，一个是脏的，就是主席讲的食和色的问题。所以真正的市井小说像《繁花》，像《金瓶梅》都是脏的。第二个是空的，因为食色到最后就是空的，很悲凉，很绝望的。
《鹊桥仙》很市井，但是它又超越市井一点就在于是它有一股仙气，超越市井的一种努力。我在前几天刚刚写了一篇文章谈这篇小说，我谈到陆桥的《未央歌》。陆桥刚刚从西南联大毕业就写了非常长的小说，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你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那个人和地之间的非常密切的勾连，西南联大因为有了这样一些人的出入，它一定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乐园。栖镇和易知、易从他们这些人，也是这样一种非常动人的关系。易从、易知他们一定是生活在栖镇这样美好乐园的地方，栖镇是否是乐园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乐园。因为他们岁月里面最金色的岁月就是在那边渡过的。他们生活这样的乐园，他们其实就是那样的一些仙子、精灵。
这样一个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黄书俊的音乐人给未央歌写了一首同名的民谣，里面说到那些西南联大姑娘的时候用到一个词：永恒的女子。那我觉得这本小说中的易知、易从、靳天，她们就是这样的一些永恒的女子，永恒的男子，她们身上其实是有仙气的。
萧耳在《收获》上写创作谈的时候，谈到她的朋友苏七七批评这里面的人物太精英了，太阳光灿烂了，不够草根。当然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对的，但是在我看来他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萧耳在写一部属于自己的未央歌，栖镇是否真的像西南联大那样就是那样的乐园，这个不重要，但是对于她和她的发小来说就是乐园，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乐园。
主持人：萧耳这本书非常的神奇，因为我们在分享会之前拉了一个群，大家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拉在一起，我这本书都不是萧耳寄给我的，是李霞寄给我的。很神奇的是这本书的责编是我的高中同学，有这么巧。
我和她是杭二中的同学，然后很巧的是我们又在北京上大学。我跟萧耳讲过我们20岁左右的故事，她是北大的，北大在中关村，在北京的最西面。我是中国传媒的，那个时候叫北京广播学院，在北京的最东面。
我们周末没有什么事就互相的串门，从我们学校到北大要倒车先是再是，一共花3个小时，荡发荡发。
有一年夏天我去看李霞，我想我不能空着手去，我就给李霞买了一个西瓜，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在北大门口买西瓜，我在北京广播学院门口买了一只西瓜，然后拎了一只西瓜倒了公共汽车。后来萧耳说这个是年轻时的一种蛮力。
我就拎了一只西瓜，荡发荡发公交车荡了三个小时，把西瓜拎到李霞的宿舍里。
这个事真的过去20多年，但是一直会记得中，那种很美好的东西。后来我跟萧耳聊起来，我说这真是一本很神奇的书，把这样多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或者说没有关系的人联系在一起。后来萧耳跟我说，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力量，推着你找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所以我们在拉这个群的时候，我就见到了郁震宏老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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