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悬疑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大火。
故事发生在天宝三载（年）元月十四日，长安城中混入可疑人员，身陷囹圄的张小敬（雷佳音饰）临危受命，与少年天才李必（易烊千玺饰）携手在十二时辰之内破除隐患。
《长安十二时辰》从长安坊图的争夺开始，跟随探案的脚步，为我们展现了一副全面、立体的长安图景，以及繁华盛装下真实的长安。
外部视角的长安：商贾云集、外贸通达，一片祥和。
内部视角的长安：兵权分踞、官黑勾结，见不得光。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无论是热闹繁华的长安，还是鱼目混杂的长安，都是人们奋力留下的痕迹，是人心纷扰在这座城市的映照。
长安已经看过太多皇权更迭、荣耀盛世，也看过太多人间疾苦、信仰崩塌，但仍有一批又一批的长安客们趋之若鹜。
比如我们最熟悉的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们，“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诗圣”杜甫、“诗魔”白居易等，都拥有卓绝的诗才，都曾怀揣着美好的梦想来到长安，想要建功立业、重振家国，成为时代的英雄，然而命运总是与意志逆行，从不轻易满足人的心意。
这些来自长安客的荣耀与焦虑，都被新锐作家北溟鱼写入《长安客》一书中，以历史、传记、诗歌评论等多重元素讲述八个故事，串联起大唐由盛转衰直至灭亡的一段历史。
在我看来，北溟鱼《长安客》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充满悲情美学的短篇小说集。我们可以从这些长安客眼中，看到他们在大城市里的梦想与漂泊，看见时代与命运，并最终成为整个唐代文人悲剧的缩影。
1、长安客之美：李白，诗坛奇才，活得张扬而热烈
悲剧美学是文艺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块内容，也是作者在写作中的惯用手法。
中国文学著作《红楼梦》就具有典型的悲剧美学属性。《红楼梦》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的爱情与婚姻悲剧为主线，揭示了封建家族与封建社会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具有强烈的悲剧性美感。
而如果将这份美感放入唐代，不得不说的就是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开元盛世，不得不提的就是“诗坛奇才”李白。
开元十八年（年）的初夏，李白第一次来到长安的时候，已经小有名气。益州长史苏颋很喜欢他的诗，认为李白“天才英丽，下笔不休，未来可以与司马相如比肩”。
但他又不够有名气。他想见到皇帝，或者热爱文学的玉真公主，想要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大事。但他等啊等啊，却等不来他的伯乐，只能苦笑着“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弹剑”化用了战国时齐公子孟尝君门下食客冯谖的典故，他曾多次弹剑作歌，来表达自己的不如意。李白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像冯谖那样弹剑作歌发牢骚，在权贵之门卑躬屈节，那不合我心意。
这就是我们熟悉的李白了，不畏强权，洒脱不羁。
直到12年后，李白忽然时来运转，得以奉诏入朝，眉飞色舞地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同时，李白还交了一群很够意思的朋友，高官贺知章取下官服上的金龟换酒与他同饮；汪伦对他盛情款待，还用名马、绸缎等作为临别赠礼；著名诗人孟浩然、王昌龄等人与他互相赠诗……
随后在玉真公主的引荐和贺知章的吹捧之下，李白终于得到了一个面见皇帝的机会。
这是李白一生最荣耀的时刻，也是大唐最繁荣的时刻，可这也仅仅只是拉开了《长安客》的序幕。
2、长安客之悲：杜甫，悲剧人生，活得卑微而谨慎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为悲剧下了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的行动的模仿。
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
因此，悲剧逐渐成为一种戏剧矛盾冲突的最高形态，在强调命运的悲剧与不可抵抗的同时，还带有宿命论的观点。
而唐代逃不掉的宿命，就是安史之乱。唐代诗人逃不掉的悲惨命运，又以杜甫最为突出。
杜甫出身官宦世家，六岁第一次写诗，便选择“开口咏凤凰”。
那个时候，他年轻有才，自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科举没考上也不当回事儿，直接出去漫游了，他认为未来有无限可能。
直到35岁的杜甫再次来到长安，求取功名，才渐渐领悟到整个唐朝的“中年危机”以及人生的艰辛。
他先后参加了“通一艺”考、集贤院考试，但偏偏监考官都是尚书左仆射、开府仪同三司李林甫，文化人看不起李林甫，而李林甫就在考试中报复文人，黜落知名的“文学之士”。
很不幸，杜甫两次都中招了，只得到一个“有司，参列选序”，也就是“等着，待用”的意思。
而他引以为傲的诗才，已经无法做到“以我手写我心”了，只能成为做官和挣钱的跳板和手段。
终于，李林甫死掉了，杨国忠登台了，杜甫只能厚着脸皮拍杨国忠的马屁：是山神降下杨国忠，作为辅佐陛下的栋梁。
明明之前他还在《丽人行》里嘲讽杨家人：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终于在天宝十四载（年）十月，杜甫等来了朝廷的任命，最终成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官位为从八品下。
同时，杜甫收到了来自奉先的家书：家里断粮很久，不到一岁的小儿子快要饿死了。他又连忙赶往奉先，在途中见到奢侈的富贵家族与凄苦的平民百姓，写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可当他连夜赶回家的时候，小儿子并没有等到他，已经饿死了。杜甫没有等到一家人的团圆时光，只等来了更糟糕的安史之乱。
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即便被抓，还在不断写文章为剿灭安史叛军献言献策，想着如何减轻人民负担。
在安史之乱结束之后，杜甫被皇帝嫌弃，还惨遭贬谪，离开长安，一路辗转于成都、夔州、衡州、潭州等地，遇见了年少时见过的著名歌手李龟年，只是如今已经物是人非，只写下一首《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在写下这首诗不久，58岁的杜甫病死在岳州。
如果说李白的一生是肆意洒脱的，那杜甫的一生就是“悲惨世界”，不受重用，饱受穷困和疾病。但也正因为这段人生经历，杜甫才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下层民众的生活疾苦，忧国忧民，他的诗也反应了唐朝以“安史之乱”为节点，国力由盛转衰的变化，被称为“诗史”。
3、长安客的悲剧美学与苦难哲学：王维，佛系生活，以优雅的方式与悲剧和解
美学大师朱光潜认为，悲剧的欣赏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好像没有哪一种原因可以对之全面的说明。
因为悲剧是复杂的，它和喜剧相对立，一个是善良的人或物在苦难里挣扎，一个是丑恶不良的人或物遭受不幸的惩罚。
喜剧美学考证了受众对诙谐、讽刺的认同度与理解度，悲剧美学则考证了受众对人性、苦难的共鸣与理解。
鲁迅说：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王维选择了隐居的“佛系生活”，来排解生活中的苦痛，用这种优雅的方式实现自己与悲剧的和解。
公元年，15岁的王维从山西老家出发，背着包袱和家族希望来到长安。
他的文学天赋极高，绘画、音乐、诗文样样在行，但想要赢得一张官场的入场券还是太难。
于是，王维扮作伶人献艺，陪公主聊天，终于换来登第的机会。
公元年，21岁的王维高中状元，被任命为太乐丞，掌管宫廷礼乐方面的事情。
可好景不长，王维马上因岐王受牵连，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
他原本是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刚开始准备大展宏图就被斩断了翅膀，这种无力感让他备受打击。
等了4年之后，王维等到一次“大赦”的机会，重新回到长安，等待吏部“判补。然后王维又做了几年小官，最终弃官不干，隐居在终南山。
直到公元年，王维献诗张九龄，得到张九龄赏识后，才终于被拉回朝廷，成为正八品的右拾遗。
曾经风华正茂的少年被磨平了棱角，逐渐变得圆润起来，在官场上也显得游刃有余。他不再去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踏踏实实地活在当下，做一个清醒的旁观者。
公元年，王维在蓝田的辋川山谷中买了一座别墅。这里山清水秀，伫立着亭台楼阁。王维提前过上了退休生活，还写下了素雅的《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这等舒服的生活硬生生被安史之乱打断了，王维被汹涌而来的安史叛军抓住了。
为了不做安禄山的官，王维服毒药哑了自己的嗓子，又服泻药，自求痢疾，还留下一首《凝碧池》自证清白：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公元年，官军收复洛阳，继任为帝的唐肃宗李亨回到了长安。
对于那些在长安城破被俘虏而没有死的官员，唐肃宗宣布以“六宗罪”处死。只有王维全身而退，仅被贬官成太子中允。
但他没能死，似乎成为一种原罪，一个人生污点，承受了更多的非议。这种委屈无人诉说，晚年的王维只能默默写下“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
王维的一生跌宕起伏，他想要建功立业，却在命运的不公中形成了佛系的性格。这是他的意志与命运出现逆行状态，理想和现实产生了剧烈冲突，有的人会迎难而上，有的人就此沉沦，而王维选择用佛系的生活态度和优雅的方式与自己和解。
在历史与文学的交叉点，人和命运究竟是谁征服谁？
无论是李白、杜甫、王维还是其他长安客，他们都有着满腹才学，想要建功立业，但由于性格因素和历史环境，总是让他们与梦想擦肩而过。
李白是个洒脱的性子，这是他能够自在生活的原因，但注定了他的官场生涯走不长。他的“悲”在于前期的伯乐难寻，后期的不受重用，他的“美”在于他对自由的渴求和对强权的蔑视。
杜甫的性子就比较沉闷了，前半生还说得过去，后半生却几乎日日生活在穷苦、疾病、贬谪之中，这也是他的“悲”。而他的“美”也恰恰体现在个人悲剧之后的忧国忧民，这是一种大爱。
而王维的朝气也是在跌宕起伏的生活和官场上磨掉的，这是一种人生的悲哀，也是他与自我和解的方式，成就了他人性上的“美”。因为他能够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
命运总是对天才既偏爱又严格，既赋予不朽，又施加苦难。这些从苦难中粹炼出的生活哲学，既能让人们认识到社会的残酷和不稳定性，又赋予人们难以言喻的深刻感和难以超越的精神冲击。
这些关于美、苦难与天才的特质，都在《长安客》中一一展现，希望你也能优雅地与悲剧和解。毕竟，命运可以束缚我的肉体，但无法束缚我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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