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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耳新作鹊桥仙正式首发这是一个吴侬软

来源:江南 时间:2023/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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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鹊桥仙》像一张绵密的情网,你得用些恋爱中的痴心和耐心,不跳页、不快进的定力,稳住心神,听她把这些冗长细碎的故事娓娓道来。心不静是读不下去的。”

读完《鹊桥仙》,有读者这样说。

三十年间,从呜呜汽船到静寂河床,几个人和一座城市的悲欢离合,在石桥边、在栖塘边徐徐上演。男孩和女孩的第一次约会,第一次拥抱,初恋的甜,未果的酸。年轻时的遐想,纷纷离开故地远游,人到中年后的回归,一场场婚礼和葬礼,一次次中年的相聚又分离,栖镇见证了他们的纷纭往事,也见证了社会万象奔涌而来。

萧耳在7月推出了她的最新长篇小说《鹊桥仙》。这部前后花了她四五年时间的“自传式”小说,首发于《收获长篇小说春卷》。

7月30日,《鹊桥仙》的新书首发式于良渚文化艺术中心大屋顶美术馆举行。

杭州市作协秘书长陈曼冬担任主持人,当代作家、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文学评论家翟业军,文化学者郁震宏和建筑师、也是书中插画的作者陈清驹,与萧耳一起,共话江南。

首发式现场。

1、

《鹊桥仙》是今年6月正式推出的。彼时距离萧耳最初动笔,已经过去了五六年。

说是花了五六年时间,但是其实这些年,萧耳一直在为这本书做准备。

“可能每个作家想写的第一本书都是和自己有关的,和家乡有关的,但是那时候往往还没准备好。这是我的第十本书了,我第一次写小说就想写这个题材,但写了字就写不下去。这个想写到写成的过程其实是在不知不觉的积累。直到20年后再动笔写故乡,才真正有了感觉。”萧耳说。

这些年来,萧耳的写作没有碰过故乡题材,直到这几年,老一辈一个个走了,萧耳自己这辈人的同学发小,有几个竟也走了。于是她便知道不能再等了。

首发式现场。

“这本书写了我的故乡——余杭塘栖镇上的两代人的故事,塘栖以前是余杭区,现在属于临平区了。最开始我以为我这本书是写给江南的读者的,后来发现很多北方的读者也喜欢。我记得有一个读者说,这本书‘满足了所有他关于江南的想象’。”

“两代人的故事,一代人便是我的父母辈,他们经历了民国,再到战争时期,再到新中国。另外一代人是我的同龄人。这些人物里,有很多我自己和我的发小们的影子,所以这本书某种意义上是我的精神自传。故事是编的,但那些生活体验,所历所感,衣食住行的细节和片段,都是真实的。”

萧耳记得年幼时,隔壁住着一位旧时的苏州“姨太太”。“她非常讲究,四时穿的衣服,用的不同的料子,这个纱那个绸那个缎,名字我都叫不上来,不同节气要吃不同的东西,很是精致。”

上一辈人和这一辈人经历的时代完全不同,脾性讲究也都不同,萧耳笔下的描写便也具体到细节。

萧耳和她的发小们在看大屋顶的《鹊桥仙》水乡素描展。

再比如说书里写的范小姐的故事,就是萧耳一个发小的外婆家的故事。还有靳天,他的原型是萧耳的一个发小。“我那个同学就是非常帅非常玉树临风的一个人。”

上世纪90年代时,工厂的职工福利待遇很好。萧耳的父母都不在大厂工作,于是她便很羡慕那些父母在厂里工作的同学。

“他们厂里经常会发东西,夏天发西瓜,发汽水,发棒冰,棒冰是带着保温桶去领的。那是江南国有工厂最后的辉煌时代。”

萧耳记得自己会抱着脸盆装着洗浴用品,跟同学一起去大厂的公共浴室蹭澡洗,会跟着她们去厂里看露天电影。“也许现在大家会觉得很多人一起洗澡很奇怪,但是我们那时候真的是热闹。”

于是,那个年代的工厂以及厂里职工的故事,也被萧耳写在了《鹊桥仙》里。那是时代的记忆。

《鹊桥仙》中的插画。陈清驹画。

2、

有人说《鹊桥仙》的感觉是氤氲着江南水汽版的《繁花》。这与文中使用的吴语表达脱不开关系。“现在的杭州话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吴语,现在的杭州话是南宋时融了北方话的宋朝官话,真正的吴语其实跟上海话、苏州话、无锡话跟接近一些。”萧耳说。

从小生活在塘栖镇、家住在运河边的萧耳,打小便说着一口地道的吴语。这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不仅给她笔下的故事增添了许多江南水乡的气息,也为她自己的讲述打好了一层底色——用方言去说故事,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灵感与韵味。

写这本书的时候,萧耳不是独自作战,有一堆发小陪着她。有很多的细节和回忆,都是大家提供的素材。有时候觉得写不下去了,萧耳就去发小群里找大家聊天,大家就陪她一起回忆一起找感觉。“一个人的记忆有时不准确,所以很感谢我的朋友们,把他们的回忆,他们听到的故事,他们的家族史都贡献给了我。”

《鹊桥仙》中的插画。陈清驹画。

萧耳笔下的人物也大多有原型,有些人物是揉了几个人的特征和故事在身上。

《鹊桥仙》的女主人公之一,陈易知身上就有很多萧耳自己的影子。

萧耳是家中独女,用她的话说就是“从小就被父母宠得无法无天”。小说里,有很多画面都是她自己的真实写照。比如,“夏天,陈易知住在楼上楼下的老房子,洗澡的时候,父亲把木盆从楼下搬到楼上,她一边洗一边在窗边吹风,跟瓦檐上的猫聊天,看河上风景。洗完了,父亲再把木盆抬下去,从不嫌辛苦。”这就是萧耳自己的幼时回忆。

又比如,陈易知“白日无事,就搬把小竹椅,闲坐在街边屋檐下看船。看多了船,她的心思也摇荡起来,跟着船走。”这也是萧耳童年时的日常。生动又有画面感,故事由此缓缓流出。

从小就坐在家门口看来来往往的船只客旅的萧耳,后来考上大学去杭州读书,也是坐船。她从家附近上船,第一站就是武林头码头。“90年代初,那时候还有很多很大的国营大厂,杭州周边比较多的是丝厂。记得年少的我坐船经过武林头码头的时候,常常是在黄昏,丝厂里白炽灯耀眼的光投到河上,灯火通明看起来很辉煌,在小孩子的心目中,就像个殿堂一样。”

这样的画面在萧耳心中,定格成一个灿烂夺目的瞬间。哪怕时日再远走,那份辉煌对她来说,也是历久弥新的。于是,她以武林头码头为一个据点,展开了一段靳天湘湘的爱情。那里面,也裹挟着萧耳少年时对风花雪月的浪漫幻想。

上世纪90年代末,萧耳在故乡塘栖的古桥上。

小说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词叫做“荡发荡发”,萧耳说翻译成普通话就是“悠游”的意思,形容一种状态。

小说里,少年们一起荡发荡发,去春游,去四处游走。后来,少年们荡发荡发,从小镇走出去,有的去了城市,有了走出国门。中年过后,大家又再荡发荡发,从四处回到小镇。

就像萧耳解释的“鹊桥仙”这一书名的含义——鹊是一种飞鸟,象征着从小镇飞出去的人们,桥是一种连结,象征着大家和故乡的连结。“故乡就是,你飞得再远还是要飞回来的地方。”

“仙”这个字也十分符合这本书的气质。仙气,也可以理解成江南的水汽,也可以理解成江南小镇世俗气之上的那一点风花雪月的气质。

塘栖有一座桥,学名广济桥,镇里人都叫做长桥,是小镇的中心,许多事情都围绕在这里发生。

“小镇并不是落后呆板的所在,因为这里是江南,是大码头的所在地,来来往往的人非常多,戏班子也多,人的心思活络。江南的人,大多不会生得难看,看着才子佳人的戏本子,鸳鸯蝴蝶派的旧小说长大,太多浪漫的事情在这里发生了。”

继《鹊桥仙》之后,萧耳的下一部系列作品也已经在构思中了。“名字已经取了,叫《天仙配》,一个听起来特别俗的名字。《鹊桥仙》是写小镇精英一代的,我的下一部小说是写小镇的底层一代的,那个故事更开阔,更江湖。你就想像同样70后这一代中没有上大学的那些人,经历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他们的人生肯定更动荡。写那部的时候我会放得更开。“萧耳说。

萧耳和发小,也是书中插画的作者,建筑师陈清驹在《鹊桥仙》水乡素描展上。

下附新书首发式上的对谈详录:

主持人:最早叫《河边书》,后来为什么叫《鹊桥仙》?

萧耳:这本书开始它一直叫《河边书》,河就是运河,小时候流经家门口的那条河,京杭大运河,我家门口现在是叫临平区塘栖镇。我们当地叫长桥,其实它有一个学名叫广济桥,我家就在广济桥边上,大概就米内的距离,叫西横头,所以一直叫《河边书》,后来到《收获》要出杂志版的时候,我觉得《河边书》这个名字可能叫不响亮。后来《收获》的编辑吴越看到里面有很多七夕的梗,说干脆用秦观的那首家喻户晓的的词,叫《鹊桥仙》好了。后来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三个字有意思,有很多微妙的东西在。

主持人:艾伟主席,您是什么时候读到《鹊桥仙》的?

艾伟:首先要祝贺萧耳,因为我对萧耳的创作是非常了解的,从她的长篇《中产阶级看月亮》以及中篇《朵小姐》到《鹊桥仙》,有这么一个阅读的过程,当然她也写了很多的散文,随笔,那个今天就不谈了。

就我阅读的历程来说,我觉得读到《鹊桥仙》的时候,蛮吃惊的。萧耳几乎在这本书中,大概是中年回望她的少年时光,所有她所经历的所思所想所感或者是生命体验都融入其中,所以说这本书确确实实是关于萧耳个人生命经验的一本书,是以经验胜出的一本书,这本书因为有太多的个人经验或者是人生经验的东西在里面,到我们去阅读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感受到作者的体验从而触发读者的人生体验。

我读的时候老是在想,这本书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萧耳自己的《追忆似水流年》,质地非常的绵密,很多的生活流。你要说她有多少的戏剧性,我觉得它不是强调戏剧性的小说,而是一个缓慢的流动的小说,这里就要说到为什么萧耳会写如此散漫的一本关于个人经验的书?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点特别的重要:方言。方言不仅仅是一个叙事的方式,而是它的方法论。当然写方言的书也不是从萧耳开始的,很成功的书就是金宇澄的《繁花》,还有宁波一个作者张忌的《南货店》,某种程度上也是用了宁波的方言写作。因为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感受都是靠语言阐述的,方言在萧耳的身上打开了她的生命记忆。

当我们用标准的普通话叙述的时候,它可能会割舍掉那些毛茸茸的生活的质地,但是当萧耳决定用方言写的时候,我觉得她曾经经历过的少年生活的经历也好,父辈的记忆也好,以及她成长的青年时期,慢慢的进入到中年的人生感慨也好,那些都是通过方言向她扑面而来,这也是这本小说的丰富性所在,方言在这本小说中解救了萧耳在叙事中的体验,使她完全向生命中所有的一切敞开。

因为方言是最基本的母语,当她说方言的时候和她说普通话说要表达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本小说通过方言我们触摸到生活的质感是方方面面的,老的建筑、运河、桥、美食、糕点,生活的经验。

这个生活的经验在这部小说中有两块,一块讲了父辈的生活经验,一块讲了自己和发小们的生活经验,就是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人的生命体验。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我先要梳理一下这种小说的写法。《鹊桥仙》这个题目非常的好,因为它确确实实是世情小说的题目。中国的世情小说源远流长,非常的发达。中国作家要写出人间烟火来,我至今以为是世界作家中写的最好的一类作家,所以中国作家确实擅于写人间烟火。为什么擅长呢?因为我们有了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世情小说,像《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红楼梦》也是世情小说的延续,但是《红楼梦》在世情小说中也不能完全把它归为世情小说,它有巨大的诗性成分在里面。

世情小说构成了中国人生命中最重要的食和色这两部分,这两部分构成了生命中所有的意义。所以说世情小说中总是写吃,写穿,写男女关系,人间烟火,大家在这本书中都可以感受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的所思所想。《金瓶梅》也是一样的,在萧耳的小说也是一样的,一定可以看到很多的饭局、聚会、人际交往等等构成。总而言之,人间烟火由吃喝拉撒构成了世情小说基本的物质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萧耳书写了中国人恒长不变的情感,那个情感的感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又要回过头来讲写父辈和写发小之间的分界。

我在看到写父辈的时候,我觉得萧耳还是很狠的,她完全尊重了中国世情小说的传统,相对来说戏剧性比较强,人物的个性也是让我感觉到如在眼前,包括易知的父亲,易从的父亲,汪厂长等。

在萧耳写她父辈的时候,中国城镇生活基本的观念,基本的人际交往及基本的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们的伦理观及他们对子女的期盼,所有这一切我们太熟悉了,和我们多少年来中国传统完完全全衔接在一起。在父辈身上,我们发现那个传统,那个最基本的伦理是没有断的。但是萧耳在写到了她那一代小镇人的童年生活开始,特别是写到后期所谓的中产阶级形成以后,有一个前进化的景观,很多人都去国外了,有人嫁到了香港,有人到了美国,有人到了新西兰,萧耳在书写这一代的时候,我觉得她也不完全在世情小说的范畴中,她在价值观上有了拓展。

但是我觉得萧耳书写她的发小们的时候,特别是那四个主角的时候,她太仁慈了,她手下留情。这个手下留情不是写父辈,她写父辈是很勇敢的,几乎把父辈赤裸裸的欲望及世俗的欲望、理想,中国人的价值体系写的非常的透彻。当她写发小的时候,你会发现她爱他们。写这四个人之外的人的时候,萧耳反而是放开的,把那种写父辈时的力量拿出来了。

我在阅读的时候,感受到她虽然写的是方言,但是她特别的有诗意,因为她后来写到易从在美国想念江南的时候,她写到很多关于江南的萧耳称之为“仙气”,其实是江南的烟雨。

她想到的都是雨、河、桥、老房子构成的江南视野。她不断地用古典的审美结合现代小说的审美,营造了一个真江南。这个江南是可感可触的。

总而言之,因为有了这部分,有了后面的中产阶级这一部分,并且在这个书写的过程中,她调用了古典小说的某些常见的场景,比如说美枝最后出家了,这帮人到尼姑庵去看然后又回来了,不忍惊到她,这是我们古典小说中常见的诗性的书写方式。写到中产阶级这一块的时候,她局部地超离了世情小说的传统,我觉得这在世情小说领域中有所突破的。

我大致先讲这些,总而言之我读了这本书很兴奋,我觉得比《中产阶级看月亮》要成熟太多了,这部小说你去细读的话真的很触动我们中国人的生命感觉,这一点特别的难。祝贺萧耳写出这样一本好书!

萧耳和她一起成长的“栖镇”发小们。

主持人:艾伟老师讲的太动听了,萧耳有没有什么要回应的,因为艾伟老师讲的时候,萧耳频频点头,而且艾伟老师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以前不太这么温柔的讲一本书,很动人又很细腻。艾伟老师温柔的调性和这本书的调性又很搭。有滋有味的在聊你这本书的感觉,让人蛮陶醉的,你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萧耳:我觉得他看的太透了,真的看的非常的透。说到写发小的这一块手下留情,我觉得我是认同的,写父辈更狠一些,写完之后给发小看,其中有一位发小提醒我,你都把老人写死了,不要到时候老人看了不高兴。我说这个是小说,是虚构啊。

艾伟:老人这一块写的特别好,这几个老人虽然笔墨不多,但是他的来龙去脉及生命走向非常的清晰,逻辑非常的清晰。

主持人:翟业军老师,您看完萧耳老师的小说之后,有怎样的感受?

翟业军:这个小说很奇怪,这是写的栖镇,它大概是北宋以来就已经建立了,这么久以来,大家如果想象去写塘栖,首先你会穿越到它最繁盛的时代,因为现在的塘栖算是凋零太多了,大概会写一个古代的故事或者是像徐则臣一样从塘栖开始一路北上,然后收纳一路沿途的风云和秘密。萧耳就不是的,她就是写心连手、手连心的栖镇,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到现在这样一个那么熟悉的栖镇,拒绝穿越到从前。她也一定要写栖镇本身,刚才说徐则臣从这儿一直写到北京,她只会写栖镇,所有的东西都是围绕着栖镇转的,易从你跑的再远,就像风筝一样,想收就收回来了,风筝的线是拽在栖镇的手上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写作方式,坚定的写这样一个栖镇。

因为这样的栖镇其实很少有太多的叙述故事,于是这个小说里面最基本的动力装置是什么?动力来自于什么地方?

这个小说很奇怪,它的动力来自于这帮发小反复的在这个小镇荡发荡发,一直荡发到现在。

易从他从美国回来经常和易知、靳天他们荡发,荡发就成了整个小说的动力源。于是他们在这个小镇的每一个点,这个点本身就会开口说话,说出一段他们可能已经忘掉,但是一定是潜藏在心头的旧事。画家在画的时候也画出了那种感觉,“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自己就会爬出来,自己就会来到我们面前。也就是说整个小说没有太多的戏剧性,但是里面有很多细小的故事。

艾伟说到世情小说,因为里面有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世情。但是我还是觉得它和世情小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区别在哪儿呢?

世情小说非常的复杂,比如说我要讲清楚和某一个人的渊源,我必须要回溯到另外一件事,而我要把那件事说清楚。于是会发现我要想说清楚一件事,就像从一团乱麻里面把一根绳给捋出来,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我觉得中国21世纪以来非常伟大的世情小说就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一上来他要说清楚这件事,你会发现当他把这件事说清楚的时候,他已经讲述了20多页下去了,他就是非常的复杂。或者说《一句顶一万句》最基本的语式是什么呢?不是,也不是,还不是,而是。小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句式,一个事太复杂的,太弯弯绕了。于是这样一个太复杂,太弯弯绕的小说其实写的是我们生命的本身,比如说我妈小时候跟一个亲戚有意见,她要跟你把这个事说清楚,起码得给她两个小时,否则的话永远说不清楚。就这样的世情会导致两个后果,一个是脏的,就是艾伟讲的食和色的问题。所以真正的世情小说像《繁花》,像《金瓶梅》都是脏的。第二个是空的,因为食色到最后就是空的,很悲凉,很绝望的。

《鹊桥仙》很世情,但是它又超越世情一点,就在于是它有一股仙气,有超越世情的一种努力。我在前几天刚刚写了一篇文章谈这篇小说,我谈到鹿桥的《未央歌》。鹿桥刚刚从西南联大毕业就写了非常长的小说,回忆西南联大的生活。你看这个小说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就是那个人和地之间的非常密切的勾连,西南联大因为有了这样一些人的出入,它一定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乐园”。栖镇和易知、易从他们这些人,也是这样一种非常动人的关系。易从、易知他们一定是生活在栖镇这样美好乐园的地方,栖镇是否是乐园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乐园。因为他们岁月里面最金色的岁月就是在那边渡过的。他们生活在这样的乐园,他们其实就是那样的一些仙子、精灵。

这样一个非常密切的关联,所以音乐人黄舒俊给《未央歌》写了一首同名的民谣,里面说到那些西南联大姑娘的时候用到一个词:永恒的女子。那我觉得这本小说中的易知、易从、靳天,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些永恒的女子,永恒的男子,她们身上其实是有仙气的。

萧耳在《收获》上写创作谈的时候,谈到她的朋友苏七七批评这里面的人物太精英了,太阳光灿烂了,不够草根。当然从某种角度看也是对的,但是在我看来她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萧耳在写一部属于自己的《未央歌》,栖镇是否真的像西南联大那样就是那样的乐园,这个不重要,但是对于她和她的发小来说就是乐园,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乐园。

主持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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